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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权完全无法理解朱棣为什么会猜出他心里的想法。在朱棣夺取天下后，被世人称之为“善谋”的朱权立即思考自己的定位。所谓“平分天下”的承诺早已被朱权深深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他想过，想要打消心狠手辣的四哥对自己的杀机，唯有远离兵权。所以，当朱棣问他想要什么赏赐时，朱权说出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既然不可能与朱棣共享天下，那么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享享福自然成了朱权最期待的结果。
然而朱棣却说不同意将他封在苏州，让他重新选择一个地方。
别人不知道，但朱权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被封在钱塘！也就是说，他脑海里只是临时想出的一个地方，朱棣却能够知道！！！
朱权张大了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喉头却偏偏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只能发出急促的喘气声。朱权想用手拧一下自己，用剧烈疼痛刺激自己镇静下来，可是他发觉自己的手正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根本无法控制。
看到宁王一副惊骇得随时都会昏过去的表情，殿内一片令人窒息寂静。
这些人听说了朱棣让方孝孺拟写登基诏书时发生的异事，但是由于没有亲见的缘故，他们对此仍旧半信半疑。现在，他们亲眼看到朱棣猜出宁王朱权的想法，将朱权吓得几乎昏厥，结果，众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
朱棣吞声暗笑，缓缓说道：“既然十七弟想去苏州好好享受一下，那么朕便满足你的愿望，还是将你封在苏州好了。为酬谢王弟在靖难之役立下的功劳，朕决定，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
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虽说亲王们并不喜欢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但这种变化并不损害亲王本人的利益，况且，这项改革针对所有皇亲贵族，所以大家倒也不至于太难接受。可是现在听说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谷王、周王和齐王瞟向他的目光里便充满了**辣的忌妒之情。
听到朱棣允许自己的宁王爵位可以承嗣顺延至下三代，朱权惊悸不已的心情总算慢慢平复下来。朱权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推辞一下，却被朱棣打断。
“别急，朕对你还有一项奖赏。待你转封苏州后，朕准备让你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
“承包？……恕臣愚昧，不知道皇上所言‘承包’究竟是何意？”朱权嗫嚅问道：“莫非是指包税制？”
朱棣愣了愣，这才想起原来这个时代还没有“承包”这个词。
包税制嘛，那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包税制，就是由官府测算出某种税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
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如此一来，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而会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获得收税权力的人已经事先向朝廷缴纳了税金，因此他们在收税过程中如果有过激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那些人垫钱获得收税的权力，总不能让他们亏本吧？否则，如果没人愿意对收税权竞价，朝廷的收入岂不是会减少了？
朱棣计划中的商业税承包则不一样。首先，朱棣会对商业税承包权的竞争设置若干限制，让现任承包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以免刺激其涸泽而渔。其次，商业税承包是事后向朝廷交税，若是承包者横征暴敛，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会向朝廷告状，而朝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承包者的承包权。
在朱棣的理解中，承包也就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包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的区别好象有两个。一是资产主体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有资产，后者是私有资产。另一个区别则是：承包者自负赢亏，如果亏了，从理论上讲承包者在经济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而股份公司制的总经理却不同，如果经营的公司亏损，虽然奖金是不用指望了，但基本工资却有保障。
在朱棣的潜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自然而然地想起承包这个词。
可是，这种经济理论怎么向这些十五世纪初的人解释呢？
斟酌了半天，朱棣解释道：“朕的意思是将苏州的商业税收权力交给你代收，主要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和营业税。代收商业税之后，其中一成作为收税的管理成本，还有一成作为你的王爵岁禄，其余八成上缴国库。”
“这个商业税承包权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人也可以竞争承包权，但他人若想获得苏州商业税的承包权，则需要向上一任承包者支付上一年度苏州的全部商业税收作为补偿。若期望获得商业税承包权者超过一人，则向上一年度承包者支付补偿金额多者胜出。”
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消化咀嚼这件新事务。
朱棣没有打断大家思考，而是暗自琢磨将商业税收承包给个人的得失利弊。
明朝的农业税很低，而商业税则更低。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为了刺激商业发展，制定轻税显然是正确的。
但永乐年间的形势却与洪武年间不同。永乐皇帝登基之前，经过洪武三十年、建文四年的休生养息和发展，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靖难之役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凭着父亲和侄儿打下的厚实底子，永乐皇帝倒是很做了一些大事。
一、修纂多达3.7亿字的《永乐大典》；二、派郑和七下西洋；三、五征漠北；四、收复安南；五、迁都北京。
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丰功伟绩的事情里面，哪一样烧钱不厉害？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永乐皇帝再怎么雄才大略，估计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唉，三十而取一就三十而取一吧。本来南宋时资本主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