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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博士们所教的，太学生所读的，除了经文之外，还有附生于经文的注疏。
这些注疏，便构成所谓的经学，经过一代又一代解经者的添加增补，已经变得无比烦琐复杂，成为一座座庞大的迷宫。
就拿《诗》的开篇《关雎》为例，光解释为什么用《关雎》来开篇及“关雎”二字的意思，太学里的博士就可以讲十几万言。
也就是说，仅“关雎”两个字，就足够他讲上一个学期。
同样一个讲师，解释“关关雎鸠”四个字，少说也得洋洋洒洒三万多言。
在太学，每位博士几乎都一样，似乎不把经文解释得天花乱坠、云遮雾罩，便不足以显示其能耐。
于是乎，或牵强附会，或胡编乱造，或强词夺理，或向空而凿。一经之说，可以多至百余万言。
可想而知，捧着这样的课本学而时习之，那岂不成了只会琢磨“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乙己，王获苦恼的就是这个。
尤其是在太学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驷马高车时，王获在头脑里立马闪现出了一伙伙只会对小姑娘吹口哨的富二代和一伙伙书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