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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一过边防公路，就可以隐约看见东南远处的黑石山。杨克驾着车在草原土路缓缓行驶。
陈阵叹道：草原狼的存在是草原存在的生态指标，狼没了，草原也就没了魂。现在的草原生活已经变质，我真怀念从前碧绿的原始大草原。作为现代人，在中原汉地最忌怀旧，一怀旧就怀到农耕、封建、**和“大锅饭”那里去了。可是对草原，怀旧却是所有现代人的最现代的情感。
杨克用一只手揉着太阳穴说：我也怀旧，一到草原，我满脑子里涌出来的都是原始游牧的场景。二三十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杨克又说：从草原回城后，咱俩各忙各的，你苦干了那么多年，这次也该把你研究的东西好好跟我讲讲了吧。
陈阵说：这些年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可以重新认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国民性，可以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这样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
杨克说：咱们那段经历，还有草原游牧精神，真值得好好挖掘。
陈阵马上进入主题，他加重了语气说道：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还遭遇强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认为，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不仅是因为中国农耕性格的势力太深厚，还因为批判阵营没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精神武器。
我所说的游牧精神，是一种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上，这种大游牧精神不仅摧毁了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和中世纪黑暗**的封建制度，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且在当前还正在向宇宙奋勇进取，去开拓更巨大更富饶的“太空牧场”，为人类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游牧精神是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草原的“飞狼”最终还是要飞向腾格里、飞向太空的啊。
杨克赞道：开篇不错。一下子就点到我最感兴趣的兴奋点上。
陈阵从挎包里掏出文件夹，里面是电脑打印稿。他清了清嗓子说：我的讲座比较长，我没有带书稿，只带了一份提纲和一些卡片。这回和你一起来草原，我也想跟你讲讲，再听听你的意见。今天我只能简要地讲，还希望你参与和补充。
杨克说：那没问题。
陈阵平稳地说：我觉得，华夏农耕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杨克点头道：可是游牧文明恰恰相反，游牧生活内部的生存竞争太残酷，也太普遍。农耕社会哪有草原这样不间断的激烈生存竞争。严师出高徒，严酷的竞争出强悍的狼群、战马和民族。两种生存环境一对比，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就对比出来了。真有狼羊之别啊。难怪草原民族一直把自己比作狼，把农耕民族比作羊。那几年兰木扎布就不叫我杨克，他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奥”，管我叫“羊羔”。可我就是摔不过他，干没辙。那年集体劳动，人特多。休息的时候，兰木扎布真跟狼摔羊羔似的，一口气把我摔了六七个跟头，那些漂亮的蒙古丫头看得都冲他笑。兰木扎布还指着萨仁其其格说，额仑最漂亮的小母狼哪能嫁给羊羔呢，她要是忍不住把你给吃了，咋办？一圈人都笑了，连我也笑了，笑得苦胆汁都倒流到嘴里面。这次喝酒他又提起这件事。
陈阵苦笑道：那时候咱们还真是不行，到草原已经摔打了几年都摘不掉“羊”的帽子，那么亿万汉民族呢？刚到草原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牧民总是说蒙古人是狼，汉人是羊。这对我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冲击不小，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冲击，才促使我下狠心去研究狼和羊，研究两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
吉普路过当年毕利格老人指挥打围的猎场。杨克感慨道：那次打围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咱俩总算亲眼见到过草原骑兵的骁勇善战。那还是一场普通的打围呢。咱们中学时下乡劳动也参加过农民的打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陈阵问道：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周秦汉唐时期华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汉唐时期打了几百年的恶仗，还灭掉或驱逐了强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灿烂，为什么那段时期的华夏民族就那么厉害？具有气吞山河的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杨克不假思索地说：我想那时候华夏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总是冲劲十足。
陈阵说：我认为，因为那个时期华夏民族的血管里“狼血”成份很浓，“羊血”倒不太多。人类脱胎于野兽，远古时期人类的兽性狼性极强，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竞争中赖以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凶猛的性格，人类早就被凶残的自然环境和兽群淘汰了。但是兽性狼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也极大，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样，这个国家的人群就会在互相厮杀中同归于尽、彻底毁灭。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抑制和驾驭人类自身的兽性和狼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圣贤、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灭了人性中的兽性和狼性，甚至用温和的羊性和家畜性来替代它，那么，人类就又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人类的文明也无从谈起。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种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这五个民族，都是世界上强悍进取的民族。
而且这五种行业和民族有着继承关系，从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从经商航海又发展到近现代工业。这五种强悍行业是为强悍民族准备的，也只有强民族才敢干强行业。从低级强行业一直干到高级强行业，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航线。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再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
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游牧民族及其后代冲进他们的流域，抢走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并把他们灭了国，灭了族，或当作附庸，便继续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去创造发明更先进的文明了。华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农田，走进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支流，越走越弱，当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亏。
华夏先民的性格绝对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样勇敢智慧，强悍进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华夏这片世界最大的温良敦厚肥沃的农田里，再凶悍的狼性也悍不起来了。古代中国广阔深厚的农田，是软化驯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温柔之乡。
吉普进入边防公路以南的草场，草已矮得贴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秃秃的练车场。杨克将车开出土路径直向黑石山驶去。
陈阵略略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黄河流域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惟一发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内蒙草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就有人类活动。著名的“大窑文化”的历史久远性令世人吃惊。大窑遗址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有一个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厂，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后长达几十万年。遗迹最早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比北京猿人的遗迹还早10—50万年。到新石器时代，内蒙的古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广。距今为止，在内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0多处，而从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形状和彩陶风格，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区别。
还有，在西北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80—60万年，也比北京猿人的历史久远。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远古北方人。在远古时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丰茂，气候湿润，适于人类生活。草原的远古人类过着狩猎、游牧和采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还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黄泛区”，许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中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由黄河输送泥沙而堆积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黄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类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类史更久远，中原的原始先民来自于西北高原和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