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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建华想拉着生田建治与自己合作，不过是临时起意而已。
周建华一开始只是从生田建治的名片上了解到他是“仙奈川”大学理学部数理物理学科的副教授，并没有马上就有啥想法。周建华知道“仙奈川”大学虽然是私立大学，却是日本为数不多的综合大学之一，而且这个时候会组团来中国与“曲江大学”访问交流，在学术上氛围上应该还是蛮活跃的。
可是当周建华发觉生田建治对“闪存”那么感兴趣，甚至脱口而出地自曝说是专门研究集成电路技术的人的时候，才忽然想到或许也可以利用一下日本的资源来做点事。所以周建华当时就故意卖了个关子，没有把那家正研究“闪存”的公司说出来，而是想等自己考虑成熟一点再找个单独的机会与生田建治进一步沟通一下。毕竟当时身边都是日本人，当着那么多日本学者暴露日本企业的商业秘密实在不妥。
之后周建华就考虑了与生田建治合作的可行性。
周建华分析，如果要借助日本的资源来做技术研发的话，就只能在日本做这个事了，毕竟与技术研发紧密相关的技术人才、材料、设备及上下游行业配套资源等没法弄到中国来，何况日本作为美国的“儿国家”，一直都是严格遵守对中国实行技术禁售政策的，那些高端材料、设备啥的，也不可能被允许拿到中国来。这样一来，在日本搞产品研发。想把研发成果。特别是高技术成果拿回中国的话。恐怕是会有诸多限制。 但是，不管技术是否拿得回中国，那至少算是自己的技术，靠它来赚些钱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真要想变着法子地把那些技术拿回中国来，未必就不可能，事在人为。
周建华作为过来人。当然了解几十年来电子科技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但是很多后世的技术，即使知道它的技术实现路径，在当前也是无法做出来的，因为这受到了当前工艺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工艺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工艺设备所决定的，而工艺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又由取决于其它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因此，想脱离当前社会的总体科技水平而在某一具体的技术领域上独自超前发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在后世出现的许多高科技，或是高科技产品。并不适合现在就去研发，因为当前社会环境的现状会制约对后世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好比说，你知道怎么去设计制作一款后世的智能手机，但你绝不会现在就去生产它，因为你根本无网可上，那么为了应用这款手机，你就得去发展网络系统，发展各种相关的网络支持技术和应用，这可不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就能办得成的，而是需要仰仗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所以，周建华并不急于去研发自己所了解的全部技术，也不会急着去研发那些在当前看来过于超前的技术或产品。他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进行“适度超前”的研发，既不脱离当前的现实需求和应用水平，又能持续领先。如此，周建华可以逐步地把后世出现的那些技术和产品依据现实的需要而从容不迫地一一研发出来。
因此，周建华并不担心会有生田建治所说的那种“项目信息的时效性”的问题，周建华完全可以可以根据某项技术或产品的难易程度，从容地安排那些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的研制。来日方长，何必急呢，对于那些后世的技术和产品，自己只需要像割韭菜那样一茬一茬地适时收割就可以了。
至于对生田建治提到的“特殊渠道”，也不过就是自己的一个幌子罢了，相信急于想获得学术荣誉和财富的生田建治不会把自己这个“特殊渠道”的事宣扬出去，毕竟这个年代的日本国民们都不是很乐忠于政治，大都在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况且他也只是一个私立大学的副教授而已，更何况这个事还与他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当然了，“特殊渠道”之说也只能对生田建治这类国外一心搞学术的人说一说，在国内或者是对于那些富有冷战思维的外国人都是不能乱说的，否则还真的会一不小心就捅了马蜂窝。即使是对生田建治这么说，那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日后要是因此惹来啥麻烦的话，也是个查无实据的事，到时候顶多来个一推六二五，没啥大不了的。
周建华清楚地记得美国总统是在83年3月23日的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到“星球大战计划”的，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楚，除了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军队高层次科技人员必然会关注的重大军事和经济战略计划外，还因为美国通过这个计划成功地引发了美苏军备竞赛、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拖垮苏联经济并导致苏联最终分裂瓦解的作用，另外，这个著名的演说所发生的日期，其年、月、日的个位数都是3，所以周建华把这个时间记得非常清楚。
今天是3月7号，离生田建治听到这个消息还有半个月的时间，等到那时候，自己早已回到江南省了，他应该能很方便地联系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