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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一大早我走进彭国梁办公室时，我就发现彭国梁办公室与我以前换班来打扫的那次相比多了一幅字，当时秘书还是胡占发，如今挂在墙上镶在紫檀色木框内的字恰恰是胡占发的手书，写的是“难得糊涂”四个字，与众不同的是，别人写这四个字都是模仿郑板桥的笔迹，而胡占发写的这几个字却有王羲之的遗风，而且令我惊异的是这四个字的笔锋与刘市长办公室挂着的“与时俱进”四个字如出一人之手，而“与时俱进”四个字是刘市长手书的，怎么胡占发的字与刘市长的字这么像？
我心里顿时警觉起来，很显然，这幅“难得糊涂”一定是胡占发离任时手书给彭国梁作纪念的，但是仅就一幅书法还不足以断定胡占发就是杜撰《公务员笔记》的人，不过这让我把黄小明与胡占发两个目标浓缩到了胡占发一个人身上。彭国梁办公室的老板台右下柜内，光软包中华烟就有几十条，书柜下面的四个储藏柜内除了七八瓶路易十三、轩尼诗XO等洋酒外，还有一个嫩绿色的香奈儿女士手提包，十分精美，连标价签还挂在上面，我看了一眼，价值三万元。“难得糊涂”几个字下面是上下两层的保险柜，这个柜没有密码谁也打不开，我心想，这里面还不知道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呢。
“打扫”完彭国梁办公室，我又仔细“打扫”黄小明办公室，黄小明的办公室除了一面墙的书柜外，还有一台电脑，再就是他的办公桌，经过我仔细“打扫”，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东西，只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一本《工作日志》，由于黄小明平时写文章都用电脑，我从未见过他的钢笔字，这本《工作日志》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手迹，字迹虽然很隽秀潇洒，但与刘市长的手迹大相径庭，因此我基本排除了黄小明作案的可能性。
这次“打扫”最大的收获就是锁定了胡占发，可是胡占发已经离开了办公厅，怎么才能拿到胡占发作案的证据呢？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耗子，耗子对我诡谲得一笑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我将信将疑得问他有什么好办法？他说，晚上胡占发请他到家里研究硕士毕业论文。这可真是天赐良机，我知道胡占发正在读在职研究生，其实就是耗子在替他读，如果耗子利用这次去他家的机会，搞到货真价实的证据，我这无间道的苦日子就可以结束了，我实实在在地吻了耗子一口，鼓励他做一次真正的耗子。
耗子果然不负重托，半夜十二点给我打电话，说是车停在我家楼下，要给我一个惊喜，我迫不及待地下了楼，一头钻进他的宝马车。
耗子深情地问我：“琼，你该怎样谢我？”
我不屑地问：“我凭什么谢你？”
耗子得意地从公文包内掏出一个黑皮笔记本递给我说：“你自己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