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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王朝权数落了一顿之后，我情绪非常低落，之所以低落是因为我觉得王朝权这个“救世主”来晚了，我已经陷进泥潭里了，即使侥幸安全上岸，也难免沾上两腿污泥。我记得一位日本作家说过：“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做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一边。是的，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一边。”很显然，他把鸡蛋当成了真理，却忘记了鸡蛋也会发臭的，鸡蛋会被煮熟的，鸡蛋还会被石灰烧成黑色的皮蛋，这三种蛋无论哪一种扔在墙上都不可能砸出金黄色的一滩鲜蛋黄，我已经不再是一颗鲜鸡蛋，尽管我曾经以为自己是，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了彭国梁这颗臭鸡蛋，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鸡蛋在蛋壳未碎之前，都是完好的，如今王朝权在我面前将所有的蛋都摔碎了，我闻到了臭烘烘的味道，却不是发臭了的蛋黄的味道，而是人的灵魂，具体说是彭国梁的灵魂像发臭的鸡蛋一样被摔碎后散发出的味道，坚墙上留下了一滩屎摔上去的痕迹，四周还嗡嗡地飞着苍蝇，它们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还唱着萨特的歌：“我们是吸脓苍蝇，我们将与你分享一切，我们将在你的嘴里寻找食物，在你的眼珠里寻找光线，我们将把你护到墓里，我们将只让位于腐蛆。咝、咝、咝、咝。”这首苍蝇之歌让我明白了鸡蛋的三种命运：要么孵化成小鸡，要么被吃掉，要么发臭。这难道不是人的宿命吗？别以为没有被吃掉或者没有发臭是幸运的，其实孵化成了小鸡也摆脱不掉被吃掉或者得了禽流感等疾病而死掉的命运，即使拼命生蛋的鸡也是如此。我已经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鸡还是蛋了，只记得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如果是个蛋的话，很显然已经裂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裂的，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裂的。
我是被专案组带到省军区大院以后，才明白坚墙代表什么的。我之所以这么快就被双规了，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都被张佩芬记在了笔记本里，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做，很多人认为她这么做很蠢，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她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认为一旦彭国梁的案子翻过来，笔记本就成了功劳薄，可以论功行赏；二是不想让上了贼船的人再下来，大家只有同舟共济才有可能有一天论功行赏。这很像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女海盗金寡妇，有了这个笔记本就可以将上了贼船的人控制得服服帖帖的，只是张佩芬没有金寡妇幸运，是因为她没有金寡妇明智，金寡妇是主动将双剑扔进江里的，因而得到了“龙的庇护”。张佩芬从一开始就想让一船人要么同舟共济，要么同归于尽，还真应了那句话，天下最毒妇人心。我只好向专案组坦白了一切，专案组认为，尽管我在彭国梁一案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但我是最盲目、最可怜的一个。当然我从骨子里不同意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觉得我不属于腐败分子，我只是给腐败分子帮过忙的人。只可惜，我由于押错了宝，在仕途之路上永远止步于副处长，这是我最不甘心的。
抛开物质的运动谈时间和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抛开公文包里装了些什么谈论公务员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公务员来说，公文包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公文包也装载着公务员的成就和秘密。
自从彭国梁东窗事发之后，黄小明的精神一度陷入抑郁，经常在大白天躲进书房内，一边看书一边做梦。有一天中午他捧着一本《史记》坐在书房的皮转椅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黄小明睡得正酣，有人敲门，他起身去开门，当然是他的潜意识去的，或者说是灵魂像身体梦游一样去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位戴面具的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公务员常穿的黑色西服，系着鲜红的领带，穿着一双很眼熟的皮鞋，黄小明似乎认识这双皮鞋，经过仔细辨认，他才弄明白，那是一双“大官的皮鞋”，在俄罗斯著名作家多甫拉托夫笔下见过，从来人穿的皮鞋就知道身份不一般。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手里拎着一个精美的长方形的黑色皮质公文包，尽管来人戴着面具，但是黄小明还是猜出了来人的公仆身份。
“你找谁？”黄小明谨慎地问。
“买公文包吗？”来人一开口，让黄小明有些意外，“难道此人是公文包推销员？”黄小明心想，“不应该呀，公文包推销员怎么可能穿着‘大官的皮鞋’，这种皮鞋在多甫拉托夫笔下可是专供市长穿的。”出于好奇，黄小明很想知道来人的真实身份，于是便热情地将他让进书房。
黄小明一边给来人倒水一边卖弄地说：“不瞒你说，我有公文包，而且是世界名牌。”
他说着将水递到来人面前，黄小明此举是想让来人摘下面具，看一看他的真面目，但是来人摆了摆手说：“能看一看你的公文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