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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说，你就是当初到我们家乡叫我们来南洋的那个人。
黄泽如说，南洋比家里好吗？
小孩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马上又接着说，不好。
黄泽说，为什么？是不是没吃饱饭？
小孩想了许久，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小孩爹回来了。那是一个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觉得饱经苦难的人，看到黄泽如来到自己家里，他感到十分意外，但他表情有点冷淡，他几乎连招呼都不跟客人打一下，结果弄得黄泽如很尴尬，黄泽如于是没话找话说。
离开草房，黄泽如心情相当不好受，犹如被什么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想不到自己一心想拯救自己的骨肉同胞于水火，谁想如今已经把他们从中国招到南洋来了，却依然让他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眼看就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旧年三十了，如果到了要过年时还不能够让垦农们好好吃上一顿年夜饭，那就实在太伤垦农们的心了。
走在垦区的土地上，面前就是奔流不息的拉让江，黄泽如面对滔滔的江水，忽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不但有责任把他们从那个火坑里救出来，还得有责任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他知道自己虽然不是孙中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读书人，但在这个一千多人的垦场里，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了。他身负使命，现在他真实的身份是这个垦场的场主，因为这个垦场是以他黄泽如的名义与沙捞越拉者签订的。黄泽如心里非常清楚，他肩上挑的担子实在太重了，以他和陈可镜目前的力量，他们是根本无法让垦场走出困境的，长此下去，总有一天，他和陈可镜，他们都将会被拖垮，最后累倒在这片垦场上。
这时候，他想起了张三年，他觉得现在只有张三年才能够救这个垦场，救这些身处困境的垦农。他问陈可镜张三年会不会帮他们这个忙，陈可镜回答说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找他呢？这句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其实，从心里说，对张三年肯不肯帮这个忙，黄泽如心里没底，因为毕竟和上次作担保不同，这回是要让张三年自己掏腰包的。你要张三年自己掏腰包解决一千多号人的过冬口粮，他做得到吗？
但是，张三年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这让黄泽如他们出乎意料。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张三年就是雪中送炭来的。没等黄泽如他们开口，张三年已经当场表态说，他已经发动在沙捞越的福建侨界一起来帮助垦场走出困境，他说只要这一步迈出去就好了。
张三年面善如佛，从善如流，黄泽如和陈可镜还有什么好讲的？他们除了感激，还是感激。用黄泽如的话说，张三年确实是太伟大了。也不知道究竟从哪里来的能量，短短几天时间，张三年变魔术似的一下子调来了那么多的粮食，让一千多垦农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当垦农们以一个个的家庭为单元，或以联合的方式围坐在灯下一起过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时，黄泽如那颗一直悬在半空的心终于变得踏实了下来。开春过后，他便和陈可镜一起组织垦农们开始耕作，不单单种水稻，也种菜蔬、番茄、瓜豆、玉米等等，既有中国传统的，也有东南亚特有的，什么都种，一方面是扩大种植品种，另一方面，多种一些品种，以免因品种单一带来的不测。等到了收成的季节，大获丰收，特别是水稻，亩产量是国内的三四倍。民以食为天，垦农们皆大欢喜，垦场终于迈出了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虽然垦场的生产条件还很简陋，生活条件也还很艰苦，但整个垦区已经一改往日的萧条和荒凉，充满生机活力，呈现着蓬勃向上的新景象。
黄泽如、陈可镜二位，见垦场已经顺着自己的意思发展，无比欣慰，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开始在垦区里办起了学校和医院，这也是垦农们反映最为强烈的两个问题。许多垦农当初都是携带家眷来的，场子里光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有一百多人，由于年龄太小，又不能替大人做点什么，只好在家里呆着，现在听说场主要为垦区办一所学校，都连连叫好。
其实，开办这两个公益性事业，对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来说，都不成什么问题，开办医院虽然是外行，但是，垦农里有几个在家里时就是医生，陈可镜又多少懂点医道，做一些管理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办学校就更不是问题了，他黄泽如堂堂一个举人还怕教不了几个小学生？更何况，垦农里也不缺读书人，有的人还曾经在家乡当过私塾老师，现在要把那些学生组织起来，创办一所学校还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实际上，从黄泽如个人来讲，这个垦场学校他早就想办了。举人出身的他最清楚办学的重要性了，将来垦场要发展，就必须让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来管理。虽然说离垦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学校，但那是沙捞越当地人办的，收的学生大多是当地原住民的孩子，给学生们教的也都是马来文和英语，让孩子到那种学校念书，别说高兰香的父亲高伯不同意，就是他黄泽如也是万万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他始终认为垦农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华文学校。让自己的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念书。
黄泽如便和陈可镜两人作了分工，陈可镜专门负责筹办医院；黄泽如则一心一意抓学校的兴建。垦区里的孩子听说垦区自己要办学校，个个高兴极了，特别是黄泽如自己的两个孩子佑国和佑娘，这时都已经到了要上学的年龄，一听说父亲要办学校，甭提有多高兴。黄泽如这时想起了和高伯临别时，高伯说过的那些话，他千叮咛万嘱咐黄泽如他们一定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学讲马来话，要讲自己的中国话，家乡话，一定得让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念书。高伯的整个愿望就是担心孩子们把自己的根给忘了，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黄泽如发现自己和高兰香一点也不比高伯差，而且，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这种情结就越强烈，越无法替代。包括陈可镜和李清华他们夫妇也一样，就好像是中国人的基因里和血液里已经注入了那种浓浓的，永远也无法洗去的民族元素，或者说已经被打上了条形码，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离开中国多久，那种元素也永远无法被改变。
黄泽如想不到在南洋还可以看到自己家乡随处可见的榕树。几年前，当他在南洋第一次看到榕树时，那种说不出的亲切和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感情，使得他血管里的血几乎都要沸腾起来了。他无法明白在离家乡这么远的南洋，从哪弄来的榕树呢？说实在话，在那之前，他的心里一直就认为榕树只有他的家乡才有，那是家乡的标记。也是家的象征。在他家乡的村口，就栽着一棵老榕树，树冠伸进云天，一个树干粗得几个人张开臂膊都抱不过来。还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听他的爷爷说，爷爷小时候就知道村口有那棵老榕树了，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那棵老榕树到底已经在村口站了几百年了。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不管是当年他进京赶考回到家乡，还是上回从南洋回到家乡招募垦农，没等他走进村子，远远地，他就能够看到那棵立在村口的大榕树了。只要他一看到老榕树，就知道自己已经到家了。那种温馨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家乡真好！
学校要开学的前一天，黄泽如从山上挖了两株榕树回来，榕树还很小，跟孩子一样高。他让佑国和佑娘两个孩子自己动手栽在垦区里自己家的门口，让他们培土，浇水。这时他问佑国和佑娘说，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栽榕树？两个孩子从小在南洋出生，没有去过福建老家，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更没有见过家乡的榕树，当然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两个人面面相觑，心里想不出要怎样回答父亲的话。黄泽如也不想为难他们，他告诉两个孩子说，在他们父亲和母亲的家乡，到处都栽着榕树，那是家乡的树，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树，他要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栽下榕树，就是要让他们别忘了自己的家，别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黄泽如趁着这当儿，给孩子们立下了三条规矩，他说，第一，今后，不管他们书念多高，不管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不能进外国人办的学校念书，要上学，就上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第二，不管是在家里学校还是在社会，不允许讲马来话和英语，只能讲汉语和福建的家乡话；第三，绝不可以加入外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等于把自己给卖了。
三条规矩宣布后，黄泽如说，这三条规矩实际上也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意思，其实，只要是中国人，都会那样想的。他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想法可以讲。佑国于是说，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对第一条，他们有些想法，比如说，如果以后要上中学大学，没有中国人办的学校要怎么办？
这一点，黄泽如倒是没有想到，一下子被问倒了。但他很快就表态说，没有中国人办的学校我们就不上，由你们父亲自己教。你们别忘了，你们的老爹可是一个满清举人呢！
与黄泽如一样，这些天，陈可镜夫妇也对就要上学的儿子进行了一次谈话，陈可镜毕竟是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像黄泽如一样，一二三四定得那么有规有矩，但意思都差不多。而且，除了那些内容外，陈可镜还给儿子加了一条，那就是以后长大了找老婆结婚，那个女人只能是中国人。不许找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