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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往卷首一翻,确实有这么一份诏书,这份诏书说得比较含蕴,只说招募八方义士入队训练,训练结束之后量才适用并随军从征,虽然没说招募的“义士”是用来南征还是北伐,而且要求相对宽松而且不限文武,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绝佳机会。
对于朝廷来说,这些入训之后的“义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人,新近收复的州县要用朝廷信得过的自己人逐步替换那些动摇分子,而且有人提醒了一句:“朝廷用人跟弘光朝完全不同,三班六房的首领即使不是朝廷派下来的,也是从外县调来的,而且听说接下去县里的位置要为随陛下渡江的有功之臣留着。”
有明一代的吏员往往是父子相袭盘根错节,但是承天朝既然是名为中兴实为创业,自然有着新朝气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重用跟随刘永锡起义的有功之臣。
那些资格很老但是在刘永锡起义过程错过机遇的世代吏员之家自然就是打击的首选目标,而且还有人分析:“本朝虽然官吏分家,但是官吏之间不再有着前朝那种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是有功之臣,哪怕是流贼出身都能成为知府、道台。”
大家是越说越兴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而钱程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咱们就按这上面的诏书前去招募,而且既然有浙江总队,那咱们不需要多少路费直接渡江去杭州就行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去年刘永锡起兵抗清的机会他们错过,所以他们觉得这次北伐中兴的机会就不能再错过了。
事实上,越明朝的思想动员是全方位进行,渠道不仅仅是《国策论》,而是从官报、诏书、戏曲、揭贴到乡间的宣讲,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一次全民动员,不管是官员、缙绅、商人还是升斗小民都对于北伐形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