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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一地而专擅地方。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了郡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的一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的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了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为守礼恭谨之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