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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往数年，关内、河东诸仓都已经储粮数百万斛，并不需要天子为战逐粮。但随着大战开启，运力必然紧张，能够拥有更丰裕的预算自然最好不过。
更何况，洛阳本来就是大唐的都城之一，大内皇苑、百司官廨一应俱全。不说武周时期情势如何，开元七年与新罗关系紧张、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圣人便曾移驾洛阳，待了半年有余才又返回长安。
若非关中国本不可久疏，从圣人内心而言，还是比较希望能够久驻洛阳的。倒不是说有什么地域情结，关键是朝廷百司物料飨赐等成本，每年就是一个极大的数字。
而且讲到对河北、江南等重要地区的控制，洛阳较之长安也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
当然，除了开国创业的特殊意义之外，长安作为大唐都城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是久为帝国首暨的地域向心力以及各种因之而形成的政治传统，都是一份宝贵的政治资产。
其次，对河东、陇右与蜀中等地区的统控辐射，以及针对河外大漠、青海、西域等边地的经略开拓，长安也拥有地理上的便利。
正如圣人所言，东西两京并是帝宅，随情随事而徙，这既是几代先皇即定的政治传统，也是灵活统治庞大帝国的便利需求。
归朝拜相的宋璟不久前已经率领一部分百司官员们前往洛阳支起了摊子，而圣人在敲定一些朝廷事务之后，也要在入夏时节率领随员们迁往东都。
但正当诸事按部就班的进行着的时候，平静数年的吐蕃却又突然有意外的变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