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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经济形势不好，有一家跨国公司被迫收缩业务，想要裁撤深圳代工厂的规模，将主要的零部件加工迁往更廉价的东南亚地区。
业务恰好分到了裴恕跟庄择头上。
客户希望他们以最小的代价，裁掉深圳工厂三万名员工。
可想而知，没那么好裁。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高管白领不难裁，最难裁的是底层工人。
平日里都靠劳力养家糊口，脾气又比较生猛，听不得那些冠冕堂皇的虚伪道理，又没有太多东西可失去，想裁掉他们有时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他和裴恕也不例外。
“我还记得，我们去工厂了解人员情况的第一天，就被堵在了办公室里，三千块一条的领带被人揪成了破抹布，你甚至被人拿扳手砸破了脑袋。”庄择想起来，甚至觉得有点好笑，“我当时都以为这单完了，没想都还是你有办法。”
没有人愿意丢掉工作。
面对工人的愤怒，裴恕没有选择硬碰硬。他的策略，是当面跟这帮人装孙子，好话说尽；背地里，却联系了挑头闹事的那几个代表，想办法收买，把好处给够，甚至替他们安排好了退路。
于是，挑头闹事的，都成了他们的人，甚至愿意给他们当内应，随时报告工人们那边的情况。
剩下的人几乎立刻就成了一盘散沙。
他们再分而化之，各个击破，虽然很费了一些功夫，但最终控制住了预算，没花多少钱就把人裁干净了。
“你知道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吗？”庄择忽然笑了一声，慢慢道，“是你最后给那个打破你脑袋的人，递的红包……”
在裁员的最后一天，裴恕的脑袋上还缠着纱布，却找人要了张红纸，又让人把当初用扳手砸他的那个人叫了过来，拿八百块钱给人包了个红包。
当时那个场面，简直像刻在庄择心里一样——
裴恕脸上平静得不起任何波澜。
他的手将那个简陋的红包递出去。
当初那拿扳手敲他的工人，已经被开除。面对着裴恕时，他不再有先前的愤怒，取而代之的是愤怒褪去后的卑微，和因为这卑微而自带的懦弱，以及，对掌控他命运的上位者的……
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