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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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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资料的准确性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不知从何时起，网上传贴一篇让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据说是郭沫若写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这篇东西我只在网上见到过。“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和“文革”后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文学编）我以前都基本看过，不记得有这样的文章。网上各处的转帖，有的没有注明出处，有的注明该文发表在1950年，有的注明该文发表在1950年人民日报，最详细的是注明该文摘自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郭沫若所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这让我起疑：1950年中国还会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且1950年应当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不是四周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签订条约时，双方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照会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同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
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应当说，当时**虽然没有执政，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拥护的。**方面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活动并不奇怪。不过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到1950年及其以后是不会再举行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失效了。有人说，新中国政府是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外**立的，这不准确。事实是，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到1950年7月3日，新中国政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另外，查阅有关资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暂存在过，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而成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又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有这些疑问，否定的结论还是不能下。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说明那篇文章不存在。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没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那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能让人接受，而从历史角度看，郭沫若或者其他什么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那样说话的。事情的真相只有在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之后才能明了。最近有了这个机会。不出我所料，我没有从1950年的人民日报找到那篇文章。不过我想，该文的内容既然是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并且最初发表在“新华广播电台”，那也许是在1949年发表的。于是我又查了1949年的人民日报。结果找到了。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在同日同版，人民日报还刊发了一个广播节目预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今晚七点五十分到八点十分演讲节目，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讲：‘中苏同盟四周年‘。”郭沫若这篇广播词约有6000字，共分五个部分，网上传贴的关于外**立问题的内容在第四部分里，约800字。网上的帖子题目应是发贴者或转贴者所加。
1949年8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当日，人民日报除报道郭沫若的广播词外，没有其他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报道或文章。不过，人民日报同日还报道了正在举行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由二百七十九名代表签名提出的“拥护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案”的消息。还有内蒙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东北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纷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消息。第二天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纪念“八一五”伟大节日拥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努力建设新中国答谢苏联友谊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的报道。谈话者除郭沫若外，还有阎宝航和萧三。还刊发了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的消息。报道说，筹备会推选彭真、赵振声、张友渔、余心清、吴晗、韩卓儒、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梁思成、萧明、柴泽民、许立群、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贺绿汀、孙孚凌、诸福棠、刘一峰、马立槐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一些地方中苏友好协会开展活动的消息。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8月15日电：“民主同盟机关报北平光明日报今日刊载前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关于对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谈话。”据报道，邵力子在谈话中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
**立问题。他说：“我在一九四三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向苏联提议订立与苏捷军事同盟条约一样的条约。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在1949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讨论外**立的原因和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也不想在此评价郭沫若。至于最初的发贴者或者以后的转贴者为什么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从1949年改为950年，把“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或者干脆不注明出处，更不是值得我考虑的问题。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来面目。我以为，使用史料，取舍是正常的，误解是难免的，但不能对内容、发表时间和地点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附：网络流传版郭沫若讲话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