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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p10)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成就有以下标识：
1．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和海商世家的形成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p174)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p2422)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p*)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更著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著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p374)蒲寿庚之婿佛莲是阿拉伯人，为宋末元初泉州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八十艘”，家赀“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p193)太仓朱清、张瑄二人，南宋末年就雄长于海上，降元时，张碹已经有巨舶500艘。他俩似太仓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田园巨宅遍吴中，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p467-468)元代澉浦杨氏世代为官，世代经商，聚集大批海舶。元初，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占籍澉浦，每岁招舶商。其子杨梓也因有大量私家船队而被任命为海运官员。杨梓之子杨枢19岁就以官本船浮海到西洋，6年后又自备舟楫粮秣，护送西域使臣回波斯湾的忽鲁模斯。元代中期，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根据吴承明教授的看法，在明代万历年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上百万的是少数。在明朝嘉、万年间，积资50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17人。可见明代大贾的财富，已远不如宋元时期的海商。宋元时期的中国海商，其海外贸易范围、财力和探险精神，完全不亚于15世纪地中海城市的商人。
2．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
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p8431-8432)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后序，p385，427-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