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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经济发展的真实性
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很明显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有区别的。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者定义区别的解释也有很多。这两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区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经济学研究中有重大意义。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表示。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期限可以短至一年）实际的（即按不变价格计算）产值或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比较注重的是数量上的增长，是表面上的社会财富和总产值的增长，不过多的关注经济增长或者更明确的是数量上的社会财富增长背后的结果。这是概念上的定义把经济增长定义在注重表面上的数量增加的范围之内。我们就遵照这个定义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东亚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以gdp的高速增长率体现出来）就值得我们去思考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不是一定带来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仅仅只以gnp或gdp的增长幅度来看待某个经济实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不够的。本文探讨的经济发展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与经济增长概念混淆的经济发展，而是按照经济学上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定义严格区别两者，承认它们的区别。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增长从概念上来讲虽然是比较重视社会财富社会总产值数量上的增长，但也并不是说只以社会财富社会总产品数量上的增长为唯一标准，还要考虑到其他变量的情况。说道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东亚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持续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从表二、表三的东亚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gdp值和人均gdp值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由于中国是从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因此取1980年到2002年的经济体gdp值才能更好的体现出东亚地区的整体状况。从人均gdp值的增长情况来看，有的国家和地区近几年内有一些回落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还是在这短短的30多年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可以充分说明这30多年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超过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社会财富远远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增加的消耗，社会总收入的增长确实超过了人口增长。东亚地区的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符合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的的确确的经济增长。这也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概念则更为复杂。首先从发展这个概念上来讲就有很多解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都有。这些有关发展的理论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认为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这种视角的发展理论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分析的单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并由此而认为，发展就是耽搁国家和单个社会的发展。他们还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这些理论均以一个假定为前提，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上、文化习俗上、资源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所以，这些发展理论的共同结论便是，只要新独立的发展中或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另一种视角认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发展受制于国际环境。这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强调，发展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应当将发展纳入“区域体系”或“世界体系”之中。发展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多样的，它比增长这个概念要宽泛很多。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来讲是有比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含义的。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当然包括经济增长，但是，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与质量的改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当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时期内增长的过程，条件是处于“赤贫线”下的居民人数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会变得更不公平。具体来说，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实际收入，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收入；二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实际收入每年增长2％，而人口也每年增长2％，那么经济就无发展而言；三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迈耶认为至少要20至30年。可见，经济发展强调的是一国人均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不当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进步和改善。在产业结构进步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减少。而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提高；社会结构方面，譬如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趋下降，中产阶层的家庭在全国全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扩大；在政治结构方面，譬如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渐普及，而传统的权威阶层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在这些结构变化中，经济不发达现象渐告消失，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显性和隐蔽性失业逐步缓和，非正常外贸转为正常，等等。总之，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如增长概念那样），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质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个层面。东亚地区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确是带来了经济发展。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十分大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东亚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上升了。那种“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未来的增长”这五无增长的现象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东亚经济增长中出现。东亚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是真正的经济发展。保罗&#8226；克鲁格曼也认为：“但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能掩盖经济进步的惊人现实。因为人们不能只着眼于官方的增长数据，亚洲的进步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得到的：摩天大楼取代了昔日的小破棚屋；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乡间小路；小汽车取代了昔日的自行车。工资的迅速提高，不仅可以在官方的数据里，也可以在私营公司招聘员工时得到证明。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是，有了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去购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在各条新开辟的航线上乘飞机旅行，应该说，亚洲的增长是真实的。”东亚经济发展是真正实现了。
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来看，文化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呈运动发展的趋势。这种过程和趋势的前进发展也是按边际原则进行的，不会总是顾及沉重的过去。儒家文化虽然也曾经阻碍过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但重新被认识、重新被运用的传统儒家文化同样可以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发挥起作用。在传统儒家文化重新被挖掘被定位的过程中，在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两者是动态的发展进步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伴随着东亚经济发展而发展。
二、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总要素生产率（tfp）
传统儒家文化到底适应还是不适应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不是就一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在讨论传统儒家文化与当代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核心命题。这个核心命题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来解释说明它，特别是讨论因东亚经济奇迹而所伴生的一种“亚洲价值观”。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指导的亚洲价值观是否真正推动东亚经济发展？这里所指的“亚洲价值观”仅指东亚地区，应该更确切的说是“东亚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西欧很多经济发展理论家和新闻界的看法认为，以东亚经济发展为基础，21世纪将是亚洲时代或太平洋时代。但是，1997年7月之后，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他们转向指责东亚经济体制的基础是落后于时代的亚洲价值观和体制，指责亚洲价值观的内容包括官僚主义、家族主义、温情主义等，它们相交错形成了腐败结构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保罗&#8226；克鲁格曼在评价东亚金融危机时认为：“亚洲经济在管理方法上与美国不同，表现出一定的特性。没有我们政府与商界之间的对手和守法的关系，在高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商界与政府的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受禁令约束的紧密关系，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我的意见是，这种密切关系在整个经济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允许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但是，很快这种不受禁令约束就得到了一个新名字：“裙带资本主义”。它受到谴责，准确的说，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这个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政治口号或塑造象征的形式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政府受儒家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家长式权威，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这是东亚经济取得20余年高速增长以后，向西欧宣告亚洲人的文化、政治、经济正统性和一种优越性的形式。亚洲价值观一般理解为家族主义、勤劳节俭、重视教育、集体主义、对权威的尊重等。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竟然被西方学者理解成为为了让政府和商人相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也成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这可能是西方学者那种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意识在作祟。自从近代以来西欧和美国经济的发达使它们质疑世界上其他地区文化、制度的合理性。早在马克思&#8226；韦伯（max&#8226；weber）论证新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时，韦伯认为，强调储蓄、又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基督教卡文派先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变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认为因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马克思&#8226；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马克思&#8226；韦伯还指出中国的儒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从本质上都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8226；韦伯处在20世纪初那个时期，也正是东亚地区普遍落后受压迫的时期，就凭那时的状况判断信奉传统儒家文化的东亚地区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落后，儒家文化就被当作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是片面的。马克思&#8226；韦伯这种分析对后来的东西方都很有影响。中国、日本等国很多人认为东亚地区落后是由于儒家文化落后造成的。西方学者更是一贯坚持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虽然有一些赞成肯定的声音，但是只要东亚经济一出现问题，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会引来一大股批评否定之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从“东亚奇迹”到“裙带资本主义”的转变就充分说明了西方世界对东亚儒家文化的不赞同。
1993年，世界银行在题为“东亚奇迹”（theeastasianmiracle）的报告中指出，东亚八个国家（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在1965－1990年的1／4世纪中，比世界其他地区分配得更加平均，而且创造了最高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亚洲高速增长的国家与地区（hpaes）在过去的1／4世纪里实现了相当于亚洲其他地区的2倍、中南美和南亚的3倍、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非洲国家群的5倍的经济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高于中东产油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hpaes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说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的基本因素有：1高比率的储蓄和高比率的民间投资；2积极培育人力资源等政策引导增长；3坚实维护了经济基础变量；4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等政府的有效支援推出出口主导型战略；5开发基础设施；6培育引导发展的金融机构。从世界银行的这份“东亚奇迹”报告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东亚地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之影响而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然而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报告书遭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保罗&#8226；克鲁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1994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中，克鲁格曼教授利用总要素生产率指标（tfp）评价说，东亚经济只不过是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实现的要素主导型增长而已，并不是效率基础上的增长；在东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已达到极限，而且正在耗尽，所以东亚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他的最终结论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所流汗水的回报而已，东亚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进的创造性和灵感。保罗&#8226；克鲁格曼作为西方经济学者中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他的这个总生产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弄清楚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就算克鲁格曼的总生产要素（tep）这个衡量指标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下面来看表四的数据。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归因于资本积累，其贡献率超过了50％。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达13.5%。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对8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东亚地区比较后发展的大国中国来讲，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就占了很有些部分，世界银行和hu及khan还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还要多一点……主要靠技术进步而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这样的东亚地区后发展起来的大国（中国1978年才实行改革开放）都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出一定的份额，那么东亚地区其他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是更能在全要素生产率（总要素生产率）这一方面对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份额。诚然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许多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拉动的，但在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过程中，总要素生产率也在贡献它的力量。东亚各国也在进行r&d，这些研究开发项目对东亚地区技术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意义，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事后从gdp增长率中扣除资本与劳动增长贡献率而得出的余额，他代表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罗&#8226；克鲁格曼的要素投入论的结论是不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绝不是那种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从以上这个中国的研究数据可以推断出东亚的经济发展绝不是没有创造性的纯粹要素主导型增长。保罗&#8226；克鲁格曼根据索罗（solow）的总要素生产模型而推断出来的结论有一定的偏失之处，不是十分准确的。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生活积累沉淀，是不断地展现它的活力的。不能因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就予以否定。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内涵在当今的东亚经济发展之中都会得到重新的挖掘。
（二）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前面已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过我们这里所指的传统儒家文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传统儒家文化。这里的“传统”的含义是指继承那种优良的引导人们进步发展的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传统要传承好的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能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繁荣强大，能稳定的保持社会秩序，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封建社会和近代史上，传统儒家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农耕经济的，这就有了阻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事实，因而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传统儒家文化阻碍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认为儒家文化适应不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不是以发展的边际的思维来看待传统儒家文化，其实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的过程。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表现。一方面，文化有着自己的特有构成和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不过，尽管文化可以包揽许多内容，但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文化的转变可以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先导，同时，经济社会的变革又会带动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思想体系，也受到人们思维方式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如传统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权威性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权威性是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性的，其内涵大大改变了。文化与经济的适应性主要还是看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文化与经济是互动的，文化既反映经济也作用于经济。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化为经济行为主体人地潜在指南；二是外化为经济网络联系。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以及由其组成的企业、合作伙伴、社区群体的心理水平状态，亦即普遍心理的特点、心理冲突、心理平衡、心理判断、心理价值，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且也受特定的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直接影响。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都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其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受到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经济活动主体（或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儒家文化传统不是原来那种维护封建体制和农耕经济的旧儒家文化传统，而是被赋予新的内涵的。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群体意识的文化，强调整体性与和谐性，注重集体利益。这对于经济普遍比较落后且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东亚地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设计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思想和努力（即使它是有代价的），但是由于人们可以模仿新的制度形式而不予补偿设计新的制度措施的那些个人，因而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方面会有重大差距。政府的方案要承担为坚持未来决定要增加的费用，就是说撤销费用高于自愿组织的费用。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整体意识的文化在推进制度安排上是有效地。属于后发展的东亚地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些经济发达且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又凭借其先进性和强大的实力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zhan有优势地位。许多世界市场上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并符合它们的利益的。既然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那么东亚地区在这不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要获得经济发展就必须互助联合起来，强调一种整体观念和互助意识。这样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各参与主体处在一个和谐友善的环境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不像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的竞争对手关系或者只是把政府当个守夜人的角色。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时，单靠东亚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家们自身的努力是很难与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这时东亚地区的各个政府就不光是要承担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积极的去承担设计制度的成本，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去促进经济发展。传统儒家文化的群体观念、权威意识在这时对各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些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种使政府、企业、企业家、员工们共同互助的观念动力。政府积极设计有效的制度而降低个人成本（企业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保持一个能激励个人创造的范围之内。企业家与员工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企业家们能照顾员工们的利益，员工也能理解企业的整体长远发展大计。这样以来，在这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作用下，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积极的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出口导向战略需要东亚各国内部的政府、企业、工人间的团结协作，使这个战略更有效率，减少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谈判成本。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国家及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而成功的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利用本国(本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优先发展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从制成品出口替代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以此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出口导向战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第一，出口导向意味着主动去参与国际竞争，接受国际准则，这迫使本国提高劳动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技术进步；第二，本国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突破了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购买力弱、需求不足的限制；第三，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获取外汇，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总要来源。同时，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汇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形成出口与增长的良性循环；第四，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东亚地区各个政府设计得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有效的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在一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引导下而共同协作使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实施并发挥起作用。这还为东亚地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如表五（见下页）所示的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所持有的外汇一直是很多的，到2001年时达22011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量的48.21%。这为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加快自身的r&d建设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育人力资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