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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李从璟陡然意识到，他现在要借《大唐律》做的事，跟汉武一朝借助酷吏们做的事，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打破时代旧有规则，竖立新的规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不可避免任用“酷吏”。
汉初，朝廷以黄老之术治国，有罪轻惩甚至有罪不罚，都是常有之事，而时人美其名曰不伤天和。如此治国手腕，不能说不好，但绝对无法缔造强大帝国。要建立强大帝国，得靠赏罚分明，有赏罚，人才会不作恶，而思奋进。汉初朝廷看似心胸宽大，实则这份宽和之下，导致的是官吏贪赃枉法，滋生无数人间悲剧，国家更不可能很好的调用国力。刘彻能缔造汉武帝国，自然有他的道理，以“酷吏”惩办不法官吏，除去官僚系统中的蛀虫，推行新的规则，让官吏少作恶而戮力国事，改良社会风气，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跟商鞅在秦国变法，实在是有共通之处。
李从璟无意去做秦孝公和汉武帝，因为时代不同，他心中的想法也不同，但行事的方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苏禹珪有类似“酷吏”的做派，也是一种必然。
李从璟靠在扶背上，手指轻轻敲打着扶手，徐徐道：“长兴年间，朝廷曾大举整顿吏治、肃清不法，眼下才多少年，难道天下吏治又乱了？而且是在朝廷持续完善体制，时时大力监察的情况下？”
“从古至今，从不缺贪官污吏，尤其是寒门士子做官后，争权夺利、收受贿赂之事，更是不可禁绝。”苏禹珪站得笔直，“如今九州一统，边境虽仍有战事，但对许多权贵而言，天下实已太平。当此之际，这些在往前的天下大乱中，贫穷过窘迫过流血过立功过，而如今掌握了权力的，自然没有不大肆揽权与聚敛财富的道理。”
“若非长兴年间陛下曾大力肃清吏治，眼下之大唐官场，真不知已经糜烂到了何种地步。”苏禹珪直言不讳，“长兴之治，使我大唐能一统九州，而若陛下欲求大唐再现盛世，则需定鼎之治！”
李从璟不说话了，只是打量着苏禹珪。
若是换做寻常官员，此时必定如坐针毡，马上就要下拜谢罪，但苏禹珪这种人，心头唯有律法最是神圣，其它的都不能与之相比，所以身如劲松，不动如山。
苏禹珪继续道：“所谓长治久安，‘长治’才能‘久安’，世间断无一劳永逸之事。幸有长兴之治，眼下大唐才有推行《大唐律》的基础，若无长兴之治，纵然臣将《大唐律》书写得再如何完善，它也不会有面世的可能。如今，陛下推行《大唐律》，有重开九天之意，是为天下重塑秩序，此等改天换日之举，焉能不流血、不流许多血？”
抬起头，苏禹珪掷地有声：“但即便如此，眼下推行《大唐律》，也不会比长兴之治流更多血，这都是陛下治理江山之功劳，除此之外，还有边境大战提供时机。但若是此事拖延下去，再过十年，天下承平日久，得‘富贵病’的官吏太多，陛下再推行《大唐律》，恐怕就不是流一些权贵的血就能做得到的了。而若是等到数十年后，官场定型，风气败坏，官吏、百姓都习惯了腐朽规则，荼毒积淀太深，社稷病入膏肓，一部治世的《大唐律》，恐怕就会成为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到得那时，纵然君主再如何圣明，恐怕都不可能重塑大唐盛世，顶多，得个‘中兴之治’的虚名——但这于江山根本又有何益？”
言及于此，苏禹珪撩袍拜下，“天下秩序，不破不立。自黄巢起事，天下霍乱数十年，正为新秩序之确立，提供了无双契机，而先帝与陛下之治，又为《大唐律》之推行，奠定了最好的基础，当此之时，请陛下万莫迟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