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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轼自求外调，朝廷已原则上同意。
四、王诜又遭贬，去定州（河北省保定市和石家庄市间）任团练使。
五，王巩外放为扬州通判。
六，冯京，改镇彰德（河南安阳）。
王木木听了，除年迈病倒的司马光外，与自己这次进京有交集的京官全部外放了。这高太皇太后真是个政治人物，也不来说谁是谁非，先把这些曾经为难和叫板自己的人全部外放了，说起来也算是对得起自己了，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说法了。王木木拍拍脑袋，可惜，自己的记忆再好也不可能性细化到能记住这些宋人在历史书上的记载，推算下来，这些结果应与历史基本一致、并无矛盾。嘿嘿，真不知道是历史成就了我，还是我成就了历史。
不过，这次来汴京，王木木有了个觉悟，对于宋神宗之后的新旧两党的党争，他本意是不参与的，因为这咬来咬去的，到后来根本不是在为真理而战，虽然对于真理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这党争，明显是意气用事，凡是新党主张的，旧党就坚决否定。眼见那司马光，就是盯着王安石，他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王安石的一切都比下去，不论是非，就是把这当作一台阶，也算是要站就站巨人的肩膀上了。
狗抓耗子是多管闲事，但若你打得了虎就是打虎英雄了。王木木极端反感这种政治气氛，也想为大宋保留一线正气，所以，就长书一封，叫电报员发给远在吕宋的张果老王安石。后，张果老王安石从大局出发，同意王木木的建议。于是，在王安石的大陆老家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王安石“去世”了，史载王安石死于1086年5月21日，王木木很欣慰，自己没有反历史，是司马光启发了自己，时间赶上了。而与此同时，从此以后，在王木木的文章里，在这片大家熟知的土地上，只有张果老了，不再有王安石了。�
按惯例，王安石死，将设灵堂，张果老麻烦了弟弟王安上操办此事，王安上为他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人到王家祭吊，也没有按例在墓前建设神道碑，甚至没有墓志铭，一切礼法，全都免了。这既是当时的世风之趋，也是张果老刻意的追求。
但是，在公众眼中，王安石死了，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了，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了。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客没了对手，生命就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被王木木气得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肯定对手等于否定了自己，司马光没有这么傻。他甚至还把所有的变法派和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谗佞”，另一类是“反复之徒”。他对各个机构中的变法派人物和与王安石多少有些牵连的人，不断地加以斥逐和打击，迫使人们只能对王安石“疏远”，既不敢再对他加以赞扬，因为那就将被列入“谗佞”之列；也不敢再对他加以批评，因为那就将被认为是“反复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边。�
司马光对死了的王安石做了结论，接着又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要让天下人知道，我司马光是不计前嫌的，是宽容大度的。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苏轼是大文豪，他的制词当然冠冕堂皇，文采飞扬。�
没人祭吊，一个死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
低回的哀乐扰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