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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汴京这种一国都城的地方都是有这般横行之事，边远的州府又会如何？
豪门世家、高官宿吏、富商大贾、会党帮派四个大类，再加上宗教群氓，这个时代的秩序该有多么复杂？
而在这个时代，作为普罗大众的平民就生活在这种无序的状态中，这其中的族群内耗所造成的损失又该有多少？
具体的状况肯定是个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
当然，罗开先也知道，这样的纵向对比没有任何意义，两者处于不同的时代，无论人文还是生产力的水准都不在一个层级上。
但是，治政水准真的与人文背景或生产力水平脱不开干系吗？
并不是治政行家的罗开先在心底纠结了起来。
可惜任他搜肠刮肚想了个底掉，只是生搬硬套读过几篇资本论文章的他，平素何尝留意过这等涉及社会学、哲学、统治学的范畴？
所以，便是他百般纠结，面对不擅长的事情，终究还是徒劳无功，从黎明直到午时宴饮的时候，都没能得出半点有用的结论——这就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够总结出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