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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