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翻着花样儿巩固政权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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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并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须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作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太祖赵匡胤设计出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因而，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陈规陋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称“勾决”或“勾到”。勾决咨文下达便可执行死刑。勾一个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给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请皇上恩准。皇上说这家伙太坏，勾了，但大臣还是每一个人要请求三回，别杀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也就是做个样子。因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时，还有就是“制其钱谷”。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尝到了手握军权带来的甜头，但他也深深明白军队除了将领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粮支撑。试想如果没有军饷，哪个士兵愿意为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呢？中唐以后之所以藩镇割据，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掌管地方钱、粮，并以此招兵买马。因此赵匡胤觉得要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再次出现，就要从地方的钱、粮下手，从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极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朝廷。随着政权机构建设的逐渐完善，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的转运使、州一级的通判、县一级的主簿，最终统归中央。赵匡胤还派京官监督各地场务，场务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他们制定条禁，整齐文簿，将有关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财政，税收与地方官再无关系。这些措施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准备养兵自大的本钱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仅收缴了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买卖货物，更不允许将经商当成第二职业，利用官职之便赚取外快。由于“外州无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国财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过，宋朝还是很可爱的王朝。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来临了，只要不造反，干吗都行。汉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样的朝代很惨。明清就更崩溃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种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恶，反衬出了宋朝的可爱。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条约》那会儿，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你想两宋得富裕到什么程度，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特有钱。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灭掉了，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地发展到近代社会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