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五侯争霸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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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人，

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这位死里逃生的人，

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1]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便已经是春秋。

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跟妹妹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则竟然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4]

只不过，鲁人没有想到，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的齐，竟会在襄公之后成为称霸天下的超级大国。

这得归功于管仲。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

鲁庄公八年（前686）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后来被称为齐桓公。齐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5]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6]

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法律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