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坚持到底的人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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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儿，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儿，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儿，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儿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儿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皇太极的兵法教材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兵书汇编。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明代的兵书主要有《纪效新书》《百战奇略》《练兵实纪》《武备志》、《筹海图编》等。

中国最早的“兵书”是西周时期的《军志》和《军政》，现已失传。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参考消息

后金的举人

后金普及文化的想法很快就落实到了应试教育上。在与大明开始交战之后，没过几年，后金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科举制度。不同于中原的科举，后金朝廷对举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除去明廷的必修课，举人们还必须通晓多门外语，其中包括后金自己的满语，亲近部落的蒙语，还有科举发源地的汉语。崇祯二年，后金首次将农奴中在明读书识字的生员全部挑出，进行考试选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举。崇祯七年，后金天聪二年，第一次通过此项严格考试的十六名后金举子被后金礼部邀请赴宴，并各赐衣一套，以示嘉勉。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儿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明朝言官和太监的组织系统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道御史史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儿黑钱，捞点儿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唯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