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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