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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匆匆上马的广爷峡水库建成后被第一场洪水就冲垮了，广爷峡又沉寂了多年。全公社三级干部分期分批去虎头山观摩学习归来，广爷峡水库又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审慎论证，公社党委决定重建拱水坝，拦截广爷河水，灌溉广爷川的万亩良田。
初春的广爷峡，春寒料峭，阴面山沟的结冰还没有消融，穿峡而来的山风不时地将广爷峡拉回冬天。俞致祥随松柏峪大队的民工一起来到重新上马的水利工地。他们只背着单薄的行李卷，行李卷上拴着一个特大号的洋瓷缸子，洋瓷缸子多处掉渣，满身都是露出在外的黑铁皮斑点。这是经常参加改土、修水利的人必备的餐具。迎面走来工地临时负责人故里公社人民武装部长，三十出头，黑黑的脸膛，走路麻利，说话干脆，待人也很和气，不像其他干部那样吆三喝四的。
“你们是哪个大队的？”武装部长问。
“松柏峪大队。”
“怎么没带干粮？”
“队上说我们的回销粮指标在工地。”
“粮食还在粮站呢！你们报到后才能按人造册审批，自己去粮站打回，少说也得一个星期。”部长有点着急，去了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返回来，“我刚才找当地生产队长商量了，从他们队的仓库里给你们毎人借一斤高粱，凑合了今晚，明天回家取干粮。”
俞致祥他们放下行李，来不及歇息，就从仓库背回高粱。红的像猪血一样的粮衣裹在干瘪的高粱粒上，随手一翻，就能翻出小石子、土粒。一天没有行吃饭规程的民工们饥不择食，顾不上簸去杂物，将高粱倒在房东的石磨上，大家轮换推磨，人换磨不停。不大工夫，磨盘上不见了高粱。高粱从磨眼流进去，经过两扇刻有磨齿的石磨研磨，流出磨口时，变成面粉，猪血红色也被稀释成粉色。民工们还不肯罢休，推着石磨空转了一阵，直到磨膛里、磨齿里的面粉全部退光。
太阳升起两三竿高时，两手空空的俞致祥有气无力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
俞致祥的心中曾经也有过一个奢侈的梦想——上大学。
他第一次听到“大学”这个词，还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他，这个世界上除了小学，还有中学、大学，上了大学才算上完了学。对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而言，大学虽然是个虚无飘渺的抽象概念，但听了爸爸的话，他还是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上大学。然而就在他小学还未毕业时，大学停止了招生。
上高中后,教学工作开始走向正规，结束了没有课本的历史，有了省编的统一教材。王文贵老师调故里中学，以副校长的身份主持工作。学校举行了首次数理化竞赛，俞致祥名列榜首，在故里公社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波浪。不断有小道消息传来：上大学要考试了。谁知，教育战线的形势就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高中毕业时，一纸没有钢印的毕业证书，外加一张样板戏《沙家浜》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剧照，上写：“奖给毛主席的好战士俞致祥。故里中学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作为母校的赠品，俞致祥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回到了农村，当了一名有文化的社员。
1973年初夏，王文贵老师捎话说据打听到的消息，上大学可能要考试。允许考试就有希望，要致祥抓紧复习。岂料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使他高考的愿望又一次搁浅。
当他发现自己的大学梦实在有些好高骛远时，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的目标，盯着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人腾出的民请教师的空位。机会终于来了，离松柏峪约莫十里山路的高梁队建起一座小学，他被批准成了一位民请教师。不到一年，松柏峪初中成立，因为数理化教师短缺，他被调松柏峪初中任教。他的大学梦又开始萌动了。他一边努力工作，使自己符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推荐条件，一边翻出线装书，对照报纸上工农兵学员评注的古文，从古籍中吮吸中华文化的营养，为进入自己心爱的大学中文系做准备。一场突如其来的抄家行动就像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使他从梦中彻底惊醒过来。他来到二次上马的广爷峡水库工地。
昨晚那顿高粱面馓饭虽然刺得嗓子眼疼，毕竟还可以填满肚子，早晨起来连高粱馓饭也没有,只好回家。明知家中没有多余的口粮，只能争吃父母的定量。他来到老宅院门，在老地方找见钥匙，打开大门时，大脑“嗡嗡”作响，眼前一片漆黑，没东西可供蠕动的肠胃也在咕咕作响。他不得不扶着大门框，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