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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妻看电视，突然看到一条领导看望帮扶对象的新闻，于是问我有没有帮扶对象？我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但大小也是一个副科级，过不多久就有一个帮扶任务，帮扶对象还是有几个的。但至于有多少，却实在记不清了，印象中应该有农村五保户、二女户、受灾群众，还企业特困职工、下岗工人等等。有的见过一次面，但也仅仅是见一次面而已，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有的则根本就连面也没见过。
我突然觉得有些对不住我的这些帮扶对象，因为我没有给他们提供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帮助。虽然我知道这种帮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形式，大家也都和我一样，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我决定去看看我的帮扶对象。
可是我翻完了我所有的电话本，却找不到一个帮扶对象的电话。记得当时为了让群众相信我们是真心帮扶他们的，领导要求我们和帮扶对象互留了电话号码，可怎么找不到了呢？仔细再想，于是记起，当时自己并没未把他们的电话记在电话本上，而是随手记在什么纸上，过后就扔了。这样，心中就更是自责。忽然记起帮扶企业下岗工人时，我的帮扶对象要了我的手机号码（一般大家留给帮扶对象的都是办公室电话，轻易不留自己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存在了他的手机上，我当时也装模作样地要了他的手机号码存在了我的手机上。于是翻开手机的通讯录，果然找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叫赵文勇。再翻，没有陌生的名字了，看来这个赵文勇就是我的帮扶对象。
我拨通赵文勇的电话，用十分亲切的口吻说：“是文勇吗？你好啊，我是徐全庆，还记得吗？”电话那端愣了一下，问：“徐全庆？不认识，你是不是打错了？”我想我的脸上一定烧得通红。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仍用十分亲切的口吻说：“文勇你好健忘呀，你是我的帮扶对象你还记得吗？”电话那端声音大了起来：“你别瞎胡扯，谁是你的对象？我可是有老婆的人。再说了，我是最看不起同性恋的。”
我和他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我是谁，于是口气也友善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去看看他，他又是一愣，连说：“谢谢，谢谢，不用了，你们领导干部都忙，不要为我耽误时间了。我这两年做点小生意，日子还行，多谢领导关心了。”我说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上午一定会去的。他恍然大悟似的说了一句“我明白了”，然后告诉我他的地址。
第二天上午，忙完工作已经快十一点了，我买了一篮鸡蛋和一箱牛奶，匆匆赶到赵文勇家。赵文勇住的是平房，院子里坐着很多人。我认不出哪个是赵文勇，又不想让他知道我认不出他来，于是一进院子就喊：“文勇啊，我是徐全庆，我来看你了。”一院子的人都站起来，一个年轻人迎了上来。我把东西放下，紧紧握住他的手，使劲晃了两晃，说：“文勇，你还和两年前一样，一点没变呀。”年轻人笑了笑说：“文勇在厕所呢，我是文勇的朋友刘永辉，和文勇都是一个厂的下岗职工。”我听到大家都在笑，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时，赵文勇已经匆匆出来了。他看了看我，一愣，问：“徐领导，就你一个人？”我说是啊。他忙向我介绍院子里的人，除了刘永辉，其余都是他原来厂的领导，他说：“我原以为你会带一帮人，还要拍电视，所以把厂领导都请来了。我看电视上领导慰问都是这样的。没想到只有你一个人，真是难得。”
“难得，难得。”他的那些领导们也都说，然后和我打个招呼，纷纷告辞了。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分明听到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人脑袋没毛病吧。”我感觉脑袋嗡地一下，好像真的出了毛病。
我和赵文勇、刘永辉叙家常，叙着叙着就到了中午。我要请他们俩吃饭，他们开始不同意，但没拗过我，于是跟着我到了酒店。为了给我省钱，他们俩坚持在一楼大厅吃饭。
刚端起酒杯，我就看见我们冯局长在几个同事的簇拥下走进了酒店，而且恰好看到了我。我慌忙站起来，迎了上去，介绍了一下赵文勇和刘永辉，说明了情况。“你做得很好，”冯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转过头又对身边的同事们说，“你们应该好好向徐全庆同志学习，多关心下岗职工，多关心困难群众。”然后，冯局长又对赵文勇和刘永辉发表了一番演讲，大意是让他们多学习，拥有一技之长，自立自强；相信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他们，会想方设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
冯局长说完，刘永辉说：“冯局长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帮扶对象。”我看见冯局长的突然阴沉下来，像是熟透的葡萄。他剜了我一眼说：“你做的真不错，连我的帮扶对象也一起帮扶了。”说完就带着众人上楼去了。
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