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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场内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严震直刚刚提出来的这项关于加赋的建议，包括朱允炆在内。
不得不说，严震直提出来的这一条，通过加赋来为农民的未来提供风险保障，不仅小幅度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农民群体抗风险的能力，不会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饭，也让赈灾从完全的施舍性质变成了更健全的帮持机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开心，便完全是因为严震直这一项建议，完全是社会保障机制的草创版。
高税收的同时高福利。
“农民多交赋这一点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济皱了眉头：“工人的工钱是定数，多了一成的工钱税，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钱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工厂主决定的。”
严震直说了一句最简单、通俗易懂的话：“作为雇佣方的工厂主，当然希望工人的工钱越来越低，甚至是像几十年前那种，充做免费的劳动力。
如今，京畿带工人一天的工钱基本稳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区间，我们加征一成的税，工人到手的自然会更少，工厂主是不会替工人缴纳这笔税钱的，看似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国营工厂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速，工厂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会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农、卖身奴，没道理一辈子就在一家工厂做工。
我们的国营工厂提高工人的工钱来招工，那私营民间工厂必须跟上，不然他们就招不到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产出，他们就赚不到钱。
同微不足道的工钱相比，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为工人加薪。
我们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取一个定数，六十文，现在我们国营工厂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税，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数为五万，我们也仅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万人便是六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