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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这么轻而易举的开心起来。
这期间,我和宋致宁始终没有单独说过话,直至老三因为我家女儿的一通电话被叫出门,程忱也拐到外头洗手间那去涮洗食盒,他才一改方才的随性健谈,只沉默着,交给了我一把银行保险箱钥匙。
看得出来是白色,但是因为上了年岁,外表都有些斑驳。
我问他:“这钥匙给我干什么?”
他说:“我这辈子不会开了,但总觉得,让它一辈子不见天日,不好。”
至于为什么交给我——
老三从外头探进头来,满脸为难地喊我:“柏茜唷,女儿说咱外孙发烧给送医院了,你说,这要不等下就去看看?”
我看了看掌心的钥匙,抬眼,又看向他,“好,待会儿就去吧。”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宋致宁。
离开病房时,原本以为见惯生死的我,竟然一直在哭,忍不住的抽噎,我说不明白为什么,可是眼泪来得又急又凶,分明是这么大的人了,我却几乎没能控制住情绪,闹得老三这小老头急得不行,一个劲地哄我说是不是太辛苦了、要不就不去看外孙了之类的浑话。
我没法跟他解释那些,只是匆匆带着钥匙去了趟银行。
银行的负责人帮我打开那尘封了三十多年的保险箱,里头空荡荡的,唯独一块洁白手帕的中央,躺着一颗纽扣。
校服上的第二颗纽扣。
少年时,校园里总传着这样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说这纽扣对着心脏的位置,给了谁,就把心给了谁。
多好笑啊,谁会相信这种俗透了的传说?
可我还是攥紧那颗纽扣,在银行工作人员和老三诧异的注视下,终于嚎啕大哭。
我在哭谁?
哭宋致宁,哭程忱,还是哭早已辞世多年的白倩瑶?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