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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阄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
宣统元年陆士鄂《新上海》
在中国有一座城市，东方的、西方的、新潮的、旧式的、美的、丑的、在这座城市得到最鲜明的显影，乱世中各种畸形**，也在这座缺乏道德约束机制的城市里膨胀着。而这座城市就是上海。
城市空间构成来看，清末的上海包括上海县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个区域。上海由开埠前的县城崛起为远东第一商埠，与租界的辟设有很大关系，上海是一座因租界而繁荣的城市，，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进、忧愤、颓废的情绪，都能在尊奉所谓“言论自由”的上海租界得以表达。上海租界同时也生产各种新奇观念和怪异世相，从器物、制度层面来看，上海租界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欧化的繁华气象;从儒家道德理想来看，上海租界则是黑色染缸和罪恶渊薮。在中国上海租界的繁荣景象显得“殊奇”，但有句话繁荣与罪恶伴随而生。而在上海，这一点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此时，上海租界“开埠”已逾半个世纪。十六铺的小东门，是法租界与中国地界的交接区，从外洋与内地运来的洋货、海货、山货多在这儿集散·洋行、商行、货栈、大小店铺鳞次栉比，这是同样也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每天在这儿出入过往的有官，有商，有工人苦力′有成批的白相人。
于是，另有一些行业也就应运而生。只要你拐进一条弄堂，便可以看到小赌场、大烟馆、公开的或半开门的妓院，也有抽大烟与**女结合起来的“烟花院”。像老鼠、苍蝇、蚊子、蟑螂出没于垃圾堆一样，这儿成了官、商、流氓地痞以及一切社会渣滓麾集的地方。
这天午后，正是聚宝兴茶楼上客时光，来了个中年汉子。他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后·叫了壶乌龙茶。茶端来了，他并不吃，只将那茶盏盖取下来，放在茶盏的左边。盖顶向外，盘底朝里。跑堂的回头一瞧，心里有数了，这是青帮中规矩——ˉ挂牌，随即上楼报告坐镇聚宝茶楼的顾玉书。
顾玉书原是上海徐家汇一带的流氓·投到黄金荣门下以后，自己收罗了一班人马，成了黄门的得力干将。黄金荣就派他掌管这聚宝茶楼·作为白相人与帮会的联络点。早上，黄金荣派人关照;近日可能有人来“讨帐”，不必客气。
顾玉书在裤腰上插了把匕首，左手里擎着两颗鸭蛋大小的钢球，“叽咯，叽咯”地捏着踱下楼来。他先在这来客的茶桌边，由左到有，逆时针方向兜了一圈，像猫狗绕着圈子嗅刺狠一般地打量了对方一番以后，站到那大汉的对面·突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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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你可有门槛？”
对方似乎早有准备，便恭恭敬地站起来，右手掉了掸衣袖，两手一拱，回答：
“不敢·是沾祖师爷的光。”
“真前人是哪一位？贵帮是何门号？”
“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道师。敝家姓陈名上江下山，是江淮四帮。”
马龙飞随口道出了一个名字，当初军兴之时，多赖的帮会，而在他的手下也乏帮会之人，他报出的名号，正是当年的一个下属，不过早死于军兴之年。
而这次他来上海在下船后，并不有选择到那些党内的同志之处落脚，而是径直过来，就在这十六铺落脚。这一带鱼龙混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来上海滩捞吃食，即便是像他这样的骨子带着军人气的也是不少，毕竟这些年逃兵日日有岁岁有，上海这地方，来些逃兵，倒也是实属平常，没有什么没这种会党中人，更适合隐藏身份。
而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拜堂，马龙飞有他自己的用意，在上海这种鱼龙混杂且藏污纳垢之地，想要完全隐蔽一个人，只有这些人能帮上忙，当然这个忙只能帮前，而不能帮后，按照他和雷强的分工，雷强负责整个计划的制定，宋哲平负责与当地革命党人联络，而他自己则要为三人在上海定下一个“假相”，而这个“假相”，是在计划实施后，能否安全逃离上海的根本，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地方。
顾玉书听了，眼睛一眨，心中有数，来人属青帮，想是讨债鬼来了。奉师父的命，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便追问道：老大顶哪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