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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阿甘正传》。有人说1994年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最辉煌的一年,从那一年开始,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开始具备了超越宗教、种族和地区差异的力量,被全世界消费和吸收。这是由美国创造的文化世界主义——保守的、谨慎的,但的确是创新的、平和的。这个国家用这种方式,来向全世界宣示冷战的胜利,炫耀‘山巅之城’的成就,以及对‘历史终局’的美好描绘。在这种‘历史已经走到终点,平衡和宁静应该由我们维护’的想法推动下,任何试图打破现状,试图揭露美国社会的缺陷,试图让艺术再次激进化的思潮,都会受到好莱坞主流资本的集体打压。”
“而匪帮说唱,就是这样的思潮,对吗?”韩易给赵宥真的宏大叙述找到了一个精准的坐标,“Dr.Dre他们这一代嘻哈音乐人创造的这股趋势。”
“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趋势。在苏联轰然倒塌的背景下,好莱坞正不遗余力地想要把美国打造成世界上唯一一个乌托邦,让美国重新回到嬉皮士出现之前的黄金年代。因此,他们不想看见任何会阻碍这一进程的事情。”
“你这么一说,嘻哈和嬉皮士,好像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六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忠实拥趸,明显生错了时代的麦迪逊-比尔对赵宥真的这番话很有共鸣,“时代不同、出身不同、风格不同、追求不同,但是嘻哈和嬉皮士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性次文化,都对主流审美和传统价值观嗤之以鼻。”
“所以说,九十年代的好莱坞,根本无法接受嘻哈文化的出现——说的更准确一些,他们能够接受嘻哈文化呆在地下,但不能接受它浮出水面。嘻哈音乐,特别是匪帮说唱里描绘的大都会贫民区,就是对‘美国价值叙事’最响亮的耳光。当时很多人认为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将对年轻一代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让美国再次走上越南战争时期那样的道德堕落之路。”
“这种论调的确不太公平,社会的问题,不是由反映问题而创作的那些艺术作品造成的。问题肯定先于作品而存在,不然艺术创作哪来的基础呢?”
韩易的回复与赵宥真的叙述一样,隐晦得耐人寻味。同样出生于东亚国家的二人,其实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很轻易地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的确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辛苦建立起来的,冷战结束之后的传统价值回归认同毁于一旦。从这一点上来说,说唱乐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的确实是“负面效果放大器”的作用。
《阿甘正传》里坚持不懈的奔跑和生活赐予的那盒巧克力,被枪声大作的死亡峡谷与无法逃脱的帮派乐园所取代。津津乐道于后者的年轻一代,自然会比将前者奉为圭臬的“里根之子”们,更令那些设计和调控主流文化的资本家们感到担忧。
但在麦迪逊-比尔面前,这一切都不能揭示得太过明显。麦蒂是否抱持着同样的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从自己的言行里流露出来。这是作为外来者需要尊重的社会现实,也是在北美国家与人打交道的基本法则。
更何况,就像韩易所说的那样,嘻哈文化所反映的,只是一个备受歧视的社群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底层挣扎而已。说唱歌手们,充其量只能算是恶魔的发言人,而制造这个恶魔本身的,正是那些极力掩盖它存在迹象的塔尖阶层。
“大公司从不喜欢背叛者和告密者,在他们眼中,嘻哈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嘻哈音乐向世界展示了美国的另一面,好莱坞不想让人们知道的一面。说唱歌手逐渐掌握的影响力,和重塑主流文化的权力,也是他们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于是,由鲍勃-多尔牵头,一场针对嘻哈音乐的清洗与迫害开始了。”
“鲍勃-多尔?”韩易皱皱眉头,“为什么这个名字听上去这么熟悉?”
“他就是199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跟比尔对决的那个。”
“啊。”韩易晃了晃食指,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居然是一个狂热的嘻哈文化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