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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一切努力，一切挣扎，其实都在加速这个循环。
比如说，当年范仲淹等人，发动庆历兴学运动，大兴州郡教育。
然后，天下诸路的发解试卷到飞起。
以至于，大宋不得不发明特奏名进士，来安抚那些屡试不中的读书人。
不止读书人卷。
便是考上了进士的人也在卷。
大宋一个萝卜一个坑，但位置却相当有限。
文臣京朝官从仁庙开始，就一直在两千八百人上下波动，选人则一直在一万上下来回。
但，光是每三年的进士就有四百多。
此外，恩荫、奏举官，每年都有三四百人。
差遣是有限的，而官员却在不断增加。
大宋朝廷对此几乎束手无策。
最后只能是发明各种各样的条贯，将官员的任职年限不断下调。
一个县令，常常才刚刚熟悉一下辖区情况，规划好施政，朝廷的调令就来了。
因为，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在汴京等着他离任。
熙宁兴学之后，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
士大夫越来越多，但差遣却固定不变。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民间。
土地恒定不变，但人口却在不断增长。
于是大量百姓，涌入城市。
汴京城城外的九厢十四坊，现在已经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到底住了多少人？
也是因为城外的土地，被大量占据。
导致汴京菜价涨上天。
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条不断收紧的绳索，死死的勒着大宋的脖子。
新党上台，解决不了。
旧党上台，还是无能为力。
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于是，新党上台搞裁军，希望解放财政，让国家有钱来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