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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1830年间，曾发生了蒂博尼哥罗领导的爪哇人大起义，荷兰付出很大代价才将这次反抗镇压下去，至今余孽不断。
那些小股一两百人，三五百人，甚至千余人的地方武装，藏身在深山密林中不时袭扰，仿若附骨之蛆一般很难消灭。
时间长了，也就听之任之了。
须知荷兰人经营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是以经营公司的考核标准和眼光去看待。
若长时间入不敷出，便会引起王国政府和内部敌对派别的攻讦，给总督府带去极大的压力。
从1825年至1838年这十几年里，由于耗费大量精力财力镇压土著叛乱，荷属总督府年支出上升到3，500万至3，800万荷兰盾的规模。
而年收入只有2800~2900万盾左右，财政收支出现巨大缺口。
这导致先后四任荷兰总督黯然下台，就很说明问题。
后任总督通过推广“耕种制”的间接奴役制度，一方面压缩军队开支，另一方面，在城市税收中扶持城市老板做包税人，一般以华裔为主。
在广大乡村则以当地土著贵族为主，同样是包税人，负责向当地土著居民和农户收缴税收，维护一方平安。
通过种种举措
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府扭转了此前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每年还能为荷兰王国贡献上千万荷兰盾的净收益，得到了普遍好评。
这样的做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就是当地发展环境较为宽松，只要你有人，有枪，有能力就能出头，不用顾及太多官方的打压。
荷兰人能省一分力气，绝不会多费一点功夫，既不在当地传播基督宗教信仰，也不推广荷兰语，更不修缮当地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一切以省钱省事为核心。
这也导致荷兰殖民者高高在上，对当地民意反应迟钝，培养出了华裔和当地土著贵族这样的第二阶层，在这种殖民社会中各自找到了自身的位置。
冯国辉想着想着，坐在热水浴桶中竟然睡着了，一会儿就发出快乐的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