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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个屌!根本不是补偿,是硬抢!”
江逢金的牢骚并非空穴来风,在九十年代,商品房的概念刚刚兴起,拆迁大潮涌来的时候,各项政策并不健全,某些地区的确采取的是一种铁血硬拆手段,使得很多房产拥有者一夜赤贫。
“具体负责拆迁的是谁?”曾伟问江逢金。他知道,城建部门有专门的拆迁队负责人,通常是把动迁任务以第平方10元左右的价格承包给某此黑恶势力团伙,让他们以威胁、恐吓,甚至在必要时候不惜施加武力。
“吴小城任拆迁办主任,他来我家和我父母多次谈话过,我见过,胖、高,满脸凶相。”江逢金说。
“吴小城?我听过这个名字,他父亲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吴百城!来头不小。金子,我劝你还是顺从了吧,否则自讨苦吃,轻则受皮肉受屈,重则有牢狱之灾!”储小林说。
“不行!我家那是街面楼,加上地皮建造成本是每平1200,拆迁办却给了一个300的价格,太坑人了!不是整天嚷着为人民服务吗?这算什么!”江逢金忿忿不平地说。
曾伟因为常和特别关心政治的张止扬聊天,所以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让我看,上头的红头文件绝不是这样规定的,至少要给被拆迁者成本价。这都是下面的人为了节约财政开支,私自出台的土政策。”
“实在不行,我就把红头文件找出来,然后去上访!”江逢金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根稻草,眼光闪亮了一下。
曾伟摇摇头,说:“红头文件能传达到哪一级,都是有规定的。说不准它就被截留在某个市级干部手中然后束之高阁了。古语说,刑不上大夫,‘权’不下庶人。所以这红头文件你是看不到的。还有,国家财政很难承担这么大规模的拆迁赔偿金,为了加快城市发展,也就睁一只睛闭一只眼,任各地城建部门胡作非为了。”
“改革和建设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在政府工作、虽然只是乡镇部门的储小林作了高屋建瓴的论断。
“靠,没拆你家房子,你倒说得轻巧,我看你这小子自从吃了皇粮以后,就不够弟兄们感情,认贼作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