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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盛夏。皖南云岭种墨园，新四军军部司令部所在地。叶挺军长一身戎装，伫立在窗前，眉头紧锁，凝神远望。这是午后时分，皖南山区夏日美景呈现眼前：青山苍郁，溪水清澈，花树繁茂，旱地和稻田尽是绿意盎然。
尽管窗外艳阳高照，景色迷人，叶挺心中的阴云却总也挥之不去。年初，江南各路红军游击队一万余人，六千条枪奉命集中整编。前来点验的罗卓英端着战区长官的架势，斜着眼瞅着站立在面前的这群人：满脸菜色，衣衫破旧，枪械残缺。这就是多少年来令蒋委座如芒在背、寝食不安的死对头？呵呵，这下落到我们手中，有你们好日子过???p> 这不，原先申报的二师四旅八团编制和十八万元开拔费、整理费硬是不批，磨到最后军政部核定了四个游击支队八个团的编制，全军经费每月只有六万五千元，而当时国民党甲等、乙等、丙等师的饷费标准各为每月二十、十五和十万元。新四军四个支队不如人家一个三流师的待遇。申请一万套棉军衣也不给，反说新四军打游击，无需军衣。下拨弹药就因为新四军的报告中写错一个字，竟扣去五十万发子弹不给了。就连一向儒雅的叶挺也勃然大怒，简直是欺人太甚！
叶挺耐着性子，多次上门与陈诚、顾祝同等人交涉，周恩来也以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从中斡旋，才勉强将每月军费增至九万元，其他重要军需品如军衣、枪弹、药品等，仍无着落。一万人的部队，别说是开赴前线作战，军火消耗、阵亡抚恤和伤残救治的费用，光是平时的饷银、伙食、衣被、训练、医疗等等耗用，就是极大的数额，九万元的军费根本顶不了几天用。全军上下度日艰难，经常揭不开锅。好在新四军的官兵们大多出身于红军游击队，以前过惯了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苦日子，少有怨言。但是，作为久经战阵，饱尝曲折漂泊之苦，又在欧洲开阔了眼界的一名军事家，令他日夜焦虑不安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困难，而是军部目前的处境，更有事关新四军生死存亡的战略布局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下必须通盘谋划，有所动作。
因此，他先是亲赴武汉申请增拨军费军械，并以辞职来逼迫他们让步，武汉军委会那帮老爷们虚与委蛇，哼啊哈的打起了“太极”，叶挺气得牙痒，徒唤奈何。接着去拜访*长江局，受到了热情接待。叶挺提出在新四军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商议处理军政要事，长江局立即发电请示。数日后党中央复电，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主任，叶副主任。叶挺明白，这是中央特意要拉近他与项英之间的距离，可这还是没有解决他直接参与军部决策的问题啊。
从武汉空手而回后，叶挺深感自己这个军长难以尽责，渐生去意。正想与项英同志作一番长谈，告诉他不想干了，不巧项英接中央通知，离开皖南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去了，留叶挺主持工作，这反而给他一种受到冷遇的感觉。与其在后方束手束脚，还不如趁早到前方指挥作战去。
叶挺立即召来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意图，由三人补充完善，当场拟好了向中央请示电稿。叶挺签过字，交机要科发出。电文大意是：
敌沿江推进，安庆马当九江相继失守，武汉吃紧。为扩大我军影响，发展抗日武装，牵制敌人进攻，我部拟趁敌未到武汉前，决定组建野战司令部、政治部，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我与参谋长带两个营组成轻装支队出动前方，赴苏南一带活动。
电报发出后，参谋处着手制定东进作战计划，只等中央复电一到便可组织实施。或许是中央忙于召开六中全会，一时无暇顾及；或许是东征之事十分重大，需要妥善研究，还要与第三战区勾通。左等右盼，十几天过去了，仍未见到中央复电。叶挺内心焦急，寝食难安，眼看战机在前，却又无可作为，真难啊，难道自己这个居士，真的不适合当新四军大庙的方丈？
正当叶挺在窗前慨叹唏嘘之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叶挺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抓起话筒，一听是周子昆打来的电话。刚听了几句，叶挺脸色骤变，心头一阵刺痛：有这样的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不及时报告？奥，刚查实，太慢了。立即派人把他们抓回来，带我的卫士班去。武汉大战在即，他们是临阵脱逃，太不像话了，一定要严惩！说完气哼哼地挂上了电话，重重地坐到椅上，脸色一直没有缓和过来。
刚刚成军就发生带枪逃跑事件，三个都还是营团级干部，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对新四军来说，处境再艰难，敌人再猖獗都不可怕，都能想办法对付。内部不团结，军纪涣散，军心动摇却非常危险，他能直接毁掉一支部队。
叶挺深知事件的严重性，立即来到隔壁的作战会议室，下达了三条命令：近期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军部附近所有驻军加强对敌警戒；参谋处三科做好情报搜集分析工作，有情况立即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