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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夫之认为：“身之所限是大门槛”。
任何诗人的创作不能不受他经历的限制。一个人的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创作题材、体裁，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形成。当然这其中有文学修养的因素。但可以肯定，没有独特经历的诗人，形不成独特的风格。
唐朝诗人李贺的“长吉体”以其奇特的想象，鬼使神差的手笔傲然于世。李贺若不是早孤，生活困苦，二十七岁还无家室，又因避文讳不能考进士，空有才华抱负无由施展，不得不借“鬼、神、老、死”来抒怀排忧，形成诡异的风格。又如“边塞诗人”的作品，受戌边生活的影响，大都豪迈磅礴，抒发浓郁的爱国热情。如王昌龄的“不教胡马度阴山”、“不斩楼兰誓不还”；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又如杜甫和孟浩然，因生活经历不同，同是临眺洞庭湖，却写下立意不同的诗篇。杜甫因有半生干戈动乱的生活经历，又有忧国忧民的胸怀，因而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曰夜流。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的诗篇，意境开阔宏丽。而孟浩然由于仕途不得志，诗中流露的是患得患失的个人伤感之情：“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二者格调高下自见优劣。
(四）
流派一词大概喻之于水。清人刘山蔚说：“统由水行於地，汇于归墟，而总为天一之所生，非支流别港之所得，偏据以为名。至於四渎百川之既分，分而溢，溢而溯其所由出，然后称派以别之；派者，盖流之馀也。”（《江西诗社宗派图録》）流派有渊有源，有合有分。流派众多是文学繁荣的象征，但没有必要非要扯起流派的旗帜争一席地位。清潮流派可谓多矣，真正站得住脚的可以说“代不数派”，而真正有风格的作家可以说“派不数人”。况且，文学创作中首先用“派”的语言风格来约朿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失误。小而言之，束缚个人创作的才华，大而言之，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再之，流派的形成，不是很容易的事，要有成熟的作家，成熟的作品，成熟的风格。否则，经不起历史的淘汰。
知人论诗
“人有以诗重者，亦有诗以人重者。”古来不乏事例。
宋·胡仔在《笤溪渔隐丛话》中说：“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传播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以一两句或一首好诗词名播于世的如：张志和因写《渔歌子》而名，唐肃宗赐他为“渔童”；韦庄写《秦妇吟》而名，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宋朝诗人贺铸，作有《青玉案》一词，中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人们佩服其语意工整，呼其为“贺梅子”。秦少游曾作一首《满庭芳》词，大受苏东坡赞赏，取其首句称秦少游为“山抹微云君”。宋人潘大临只“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脍炙人口至今。这是人因诗而名。从一方面说明好的诗篇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
也有诗因人而重的。清人姚鼐评曹子建、陶渊明、李白、杜子美、韩退之、苏轼、黄庭坚等人时，认为不能光看他们诗的成就，还要看他们的“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我们读杜甫诗，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诗句；又如我们读岳飞《满江红》词，不能不和他那威武不屈、精忠报国的形象联在一起，对他的词印象更深，理解更透。“重其人，则其诗也因人而重。（袁枚《随园诗话补遣》）。因为一定的诗风反映一定的人格。晁补之评黄庭坚云：“鲁直于怡心养气，能为人而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这正如龚自珍所说的：“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诗与人历来是完整统一的。诗人写出的名篇名句，多也好，少也好，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人格在其中。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我们领略诗人诗篇的精华，要知其人其世，才能缩短和诗人的距离。
诗之结尾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一首好诗的结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诗人，不仅要善于发端，而且要善于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