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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通辽解放五十周年之际，市委市政府筹资拍摄电视剧《血色黎明》，以怀其人，以彰其事。又勒石塑像，纪名垂绩，愿后人思之仰之。徐公风范，长留天地间。丁丑年八月谨记。
海玉琛碑文
海玉琢同志（1920年——1990年），中共党员。历任保安村党支部书记，大林公社党委书记，通辽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一一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劳动模范。
其少贫，备尝艰辛，遂以醒民匡世为己任，奋身革命洪流，矢心于党。发宏谟，施治策，俭约持业，应物济利，不敢畏难苟止，肇务本求源、五业并举之基，终使保安卓然独树，大林方域仓实民富，各族和睦融乐，为四方所倾。
其致政笃意，经国之略抒于高堂，民情炎凉忱子心间。刚正之节，勤廉之操，至晚而不衰。性和易谦恭，泛爱博容，隆家之训亦恪，百姓咸感其德。
邈哉十余载，家乡人深心追往，镌石勒铭，以弘其业，以彰其德，窨音永矣！壬午年三月谨记。
后记
清人杜濬刻印自己的文集，才印出几篇，就拿着笑了起来。有人问他笑什么，他回答说：“当年范晔称赞自己撰写的《汉书》是天下奇作，我曾经嘲笑过他的自夸。可是如今我刻印自己的文集时，心里想说的话和范晔一样。我担心后世人又将嘲笑我，所以就先自我嘲笑一番。（见清·王皞《今世语》）余编辑完此集子，也不禁哑然失笑：是否也给世人、后人留下了月旦评的材料？几番出书热中，余均未动心，总想有闲暇后把精品的东西整理出来示人（故有近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未收录此书中，因为我觉得那些大都是应时之作）。况且手头有二十余万字的素材待创编。这次经不住好友彦田兄撺掇，认为我已清闲下来，该把以前创作汇总一下，权作阶段性的“里程碑”，于是有了这本《囊鱼斋漫录》。个中文章如耽误了读者宝贵时间，余诚慌诚恐，敬请见谅。
余雅好读书，目喜未坠到“呆子”行列，于是思想因之开愚，识见因之明晰，思维因之轩阔，于是点点滴滴汇于笔端。古人所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就是这么来的。知识分子这一“坏习惯”没少遭世人白眼，甚至历史的批判。我最忿忿于不让知识对无知骄傲，无知反而总想驯驭有知，读书人就靠这点本事明道淑心，兼济天下，无非是想体现自身价值一这就是我追求文学的理由。况且古人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曹丕《典论·论文》）清人吴汝纶也说：“千秋盖世之功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唯此为难。”（《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自古以来靠官场、职位扬名者能有几人？倒是好文章能“声名自传于世”。人之追求不同，历史给予的位子自然不一样。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是否当年淡化仕途，宦海中少一个“浮沉”者，文坛上就会多一个作家呢？我看未必。就我而言，从未想在文学上成名成家，可谓动力不足。况且职业选择所迫，不得以而为之。官场这些年我并无憾事，毕竟政治舞台更有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值得庆幸的是：从未放弃文学积累，从未停止过笔耕，也一直担当作家协会工作。随着“角色”的转变，文学当是我今后主要的寄托，我会把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如果要送给我一顶“桂冠”的话，我不要“诗人”、“报告文学家”之类的称赞，我只要一个“杂谈随笔作者”即可。诸多的文学体裁我虽然都能把握，但得心应手的还是杂谈随笔创作。在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我的创作和他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他学识的丰富、分析的精辟、文字的流畅，都是我倾心努力的标准，也是知我、关注我的朋友的期待。有一个更高创作标准不敢忘乎的话，对提升创作水平是大有裨益的。
承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检委副书记、政协常委、书法家钟玉堂老师题写书名，我市文化界泰斗刘同乐兄作序，著名美术装帧设计师彭志信兄设计封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农历戌子年八月十五于蠹鱼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