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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动向感兴趣，而且像青年入一样的幽默，在这方面，他永远不老。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奋不已。
对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骇入听闻的错误也是可以事后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弥补和纠正的，人一下子多出来了好几亿，谁有本事予以”纠正”呢？从此，世世代代，后人们就得永久地背起这多出的几亿人口的包袱——后果了。
华艺出版社一九九0年出版了一个《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起来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使用我代为起草的提纲，他自己一笔一画地另外写了颇有见地而又清澈见底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么，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就这样，他老人家把我的提纲“枪毙”了。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声称他的序言里已经吸收了我的提纲。我也就假装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心中暗暗为老人喝彩叫绝。
提起文艺界某些小圈子现象，夏公不火不怒地笑着说：“我看他们一个是‘鲁太愚’，一个是‘全都换’。”他用了韩国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的谐音，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请韩国朋友们原谅，这里绝对没有对韩国政治家不敬的意思。
然后他又俏皮地说：“有些人现在是分田分地真忙了，但是谁知道分了地后长不长庄稼？”他莞尔一笑，觉得有趣。
他的话传出去了，其实挺厉害。
但我从没有看到过他为了小人得志的事儿发怒，他也从来不向我抱怨诉苦，哪怕是老年人的生理上的病痛。他也从不炫耀自夸什么，从无得意洋洋之态，正如从无怨天尤人之语。他从不谈个人，也不说任何个人的坏话。对于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他一贯认为是小问题，这样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抱怨任何人，包括被抱怨了绝对不会冤枉的人。同样，我也从不与他谈我个人处境上的风波，不管风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的频繁接触中，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互相关照或者求助。“稀粥事件”他也略表关心，他当然有他的倾向，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上述的”夏味幽默”中的讥讽意味，对于他来说，也就算是到了顶了。他自己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每天他细细地看书看报听广播，只关心大事。
小事当然也有，例如养猫与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实况转播。七十年代初期，与世纪同龄的他居然半夜里起床看球并如数家珍地有所评论，这真是一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