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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对那件事彻底地守密。片濑夫妇好像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样，像是已和我事先串好，只要我一供出什么，他们就会在这之前或之后几乎不差地发言作证。
不论是在调查室、监狱里，或是法庭上，与看不见的他们俩对话，是我每天的功课。今天要是自己这么说的话，他们接下来会这样说吧。他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应该这么说。这样的想像可以说把我从孤独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而后来实际上也是照我想的一样。他们说的和我说的一致，和我的供词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我被喜悦感所包围。有时我会想，我们三人终于是一体了，而感概深切，体会到无比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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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我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四年。那是很公正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服刑。
唯一不断让我心里不安的是信太郎。他被我击中损及腰骨，不只不能走路，连站立都不行，必须一辈子在轮椅上。我好几次向律师商量，想写封信给他向他道歉。但律师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以我的立场现在不写比较好，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我听说信太郎除了身体不自由以外，精神很好的时候，心情也无法开朗起来。我好几次回想着信太郎那双修长的脚。那双向我靠近时，走向雏子时，让我们开心、逗我们笑时，装着顽皮时，自由矫健行动的双足。我恨自己使那样的脚必须被固定在轮椅上。
我不断地想，现在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每天晚上，我在狱中写着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信。写了撕，撕了写，不停地这么反复着。一直到言词已尽，再也没有什么好写了以后才停止。我想我写了近一年。
一九七五年，在狱中、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信太郎翻译的《玫瑰沙龙》出版了。担任信太郎编辑的佐川透过律师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的。
事件过了一年多以后，信太郎重出社会，开始翻译未完成的翻译工作。经过了许多波折终于诞生了的《玫瑰沙龙》，是一本厚度将近五公分的长篇大作。书的封面是颓废派的画，在画的底下仔细看，可以看出蔷薇花的轮廓。相当的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