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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半天劲，王文龙发现这家伙根本没有东南亚的地理概念，对世界各国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说了也是白说。
想来也是悲哀，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接连崛起，荷兰也即将赶上。
大明就靠在东南亚头顶，可大多数明人脑海之中就没有海外贸易的概念，想要解释地理都解释不通，更别说搞清什么叫殖民地经济了。
而高宷问了一阵听不明白，同样渐渐失去了兴趣，最后直接摆摆手让王文龙不要再说，继续听戏。
陪高宷看完戏回到屋里，王文龙就关上房门铺开稿纸，思索自己接下来该写什么书。
既然决定下一本书不写小说而是求名。
这年代的文人写书想要出名最好自然是编各种哲学书，类似李贽的《焚书》这种作品，王文龙只要敢写出来，肯定能够挣得大名。
但是代价就是容易引起政治风险。
对于儒学经典的解释权，在这年代无疑是文人之中最敏感的事情，王文龙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一旦踩雷肯定万劫不复。
这不行。
次之的选择是编一些旁征博引的典籍。
比如写时事趣闻的《万历野获编》，写各种人生哲学的《聪斋训语》之类，这种书籍能够展现写作者的见识之广，缺点就是这种书籍的销售很吃作者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