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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就是这间石库门的主人，六十年前，他和我的祖母在这里开了一家裁缝铺，在这附近一带也是小有名气。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前，闸北这里就住着很多日本浪人，他们走私贩烟，肆意妄为，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上海沦陷以后，那些日本人更是飞扬跋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个日本浪人看上了我家这座石库门，就故意找我祖父的茬，说他做坏了日本女人的一件旗袍，兴师动众地找上了门来。我祖父是个刚直的人，自然与他们论理，却惨遭杀害，我的祖母也惨遭奸杀，幸好我父亲在南京读书，才躲过了劫难。
我父亲在南京读中学时就加入了GC党组织，得知父母惨遭杀害，悲痛欲绝，就和几个同学离开南京投奔延安，后来，他与我母亲在抗大认识并结婚，五十年前，我出生在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座窑洞里，我妈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安安”。我父亲当时在山西抗日前线，我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了延安保育院，她自己也受组织委派去西安开展地下工作。
后来我们保育院跟随着中央昆仑纵队转移，从延安一直走到了西柏坡。在那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他已经是四野首长的一名警备连长。从他那里才知道了我母亲已经于几年前，由于叛徒出卖而在西安就义了。此后一直到解放，我父亲跟着四野首长从东北打到了海南岛。
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回到了上海老家，那时他已经再婚了，我的继母是一名医院的护士。他们住进了这座房子以后，一直没有孩子，就把我从北京接了回来。我父亲是南京军区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我的继母成了军区总部医院的一位护士长。那时候我才十六岁，没多久就被我父亲踢着屁股赶到了海军东海舰队，当了一名通讯兵。DA跃进时期，我给自己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和我父亲同时从四野警卫处调到南京军区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战友方文祥伯伯。从我父亲当四野首长的警备连长开始，方伯伯就是我父亲的指导员，两个人一直搭档到了海南岛。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我父亲和方伯伯强烈要求去朝鲜参战，但他们的请求却没有得到四野老首长的批准，反而一纸调令，把他们从四野警卫处，调到了南京军区。我父亲成为了作战参谋，参与制定对台海作战；方伯伯被调到了军区政治部工作。
方伯伯有一个女儿，名叫方怡，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她比我年长两岁，现在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名专职翻译。我父亲和方伯伯在同一条战壕里扔手榴弹、抠扳机和拼刺刀的空隙，给我和方怡定下了亲事。我们彼此早已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从未见过面，直到三年过后，我回上海探亲，才第一次见到了方怡。那年，我才二十三岁，而方怡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的继母名叫秦岚，出生于音乐世家，这把小提琴就是她家的传家宝，她还教会了我拉小提琴，是个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秦阿姨对我父亲充满着敬仰和深情，闲暇之余，她会给父亲拉上一曲优美的乐曲，两个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她比我大十来岁，却让我对她一直心怀尊重和感激。
我迈进这座大门的第一眼，就看见秦阿姨那瘦弱菜色的脸，后来我才听我父亲说，秦阿姨把自己家里的粮食都拿去救济医院里的那些年轻的战士们，或者路上碰到的那些乞讨的人，使得她自己经常饿着肚子去工作，曾经在医院里昏过好几次了。
“哎呀，安安，你可回来了，你爸爸上午还在发脾气，说你怎么还不回来，说要到你们舰队把你给绑回来呢。”别看秦阿姨消瘦柔弱，可说起话来却是底气十足。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这么十二道金牌催我回来，我爸他真是的，我申请探亲总得有个时间，哪能说走就走啊，他自己都在军区总部，怎么能让我搞特殊化呢？”我嘟着嘴抱怨着对秦阿姨说：“阿姨，你瘦了很多，我爸他没有照顾好你，却急着催我回来干什么？”
“我没事儿，精神好着呐，安安，你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家了。”
“阿姨，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可我早已经跟我爸说清楚了，那个方怡到现在我还不认识，你们叫我怎么和她结婚？那是他和方伯伯头脑发热，吃饱了撑得，才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事，根本就没考虑我们的感受，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他们两个怎么还想包办婚姻啊，你跟他说，这婚我不结了，现在我就回部队去。”
“你敢！”话音刚落，我父亲从外面怒气冲冲地进来，吹胡子瞪眼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小子现在要是敢回部队去，老子马上把你送到东南前线去。”
“好啊，天天坐在指挥所里收发电报，我早就腻了，我正手痒痒着巴不得你把我送到那儿参加战斗呢。”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拧着脖子与父亲较上了劲，“那个方怡是胖是瘦我都没见过，你让我怎么跟她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