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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念你们，娘、太迎、外婆，为何我找不到你们的地址，抛下孤孤单单的我。
当我醒来时，我首先是闻一闻摸在我脸上的手。
“万主任，这男孩醒了。”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我睁开眼看到白灰的壁墙，一排排病床。几分钟我就反应过来，这是医院。
女护士圆圆的脸上写着激动。
“等一会你把他的情况登记一下。”万主任说：“这是第几个？”
“第十七个。”
“那就这样。”
大水过后，这个村庄已被淼淼的湖泽代替。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医院，民政部门答应为我们寻找家人。
有亲友可投靠的，可投靠亲友，民政厅负责办理全部的关系手续；没有亲友投靠的，就地安排工作，该读书的，安置到大教堂的和平寄宿学校。
考虑到文化年龄等各种因素，我直接读初中二年级，一个叫田军的男孩读一年级，另一个叫李春生的女孩读初三。
在医务人员的护送下，我们三人来到了这个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中小学混合学校，我们穿着一样的蓝裤白上衣，背着军人的被包、书包、茶杯、白毛巾。
校方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介绍了各人的主管老师兼代母亲。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大多是孤儿，外加少数教育系统的子弟，和父母双亲在外地工作的孩子。
同样是孤儿有不同的心灵，我们的眼中，永远都褪不掉幽蓝蓝的月光闪跃的湖水，她们以为我们很快就会和别的孩子打成一片的，她们太自信自己工作的成绩，当她们发现问题时，事实已经形成了。
我们从心理上结成了顽固的三角形，各人从不同的角度获得了满足，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二个弟弟。
我们像个三角架，相距越远中间的空地越大，不准他人迈入的空间就越大。
当我们聚在一起，就像一柄锉刀，从早到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使她们头疼，田军不准下铺的孩子动，春生不准上铺的女孩讲话。
有同学打报告给老师，查过夜哨后我就失踪了，第二天早上又冒出来。
老师来找我谈心，问怎样做才能算得上是个好母亲？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娘要是看见我今天的样子会怎样想。
我们在校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我们住到了一间屋子里，像一个小家庭。春生像母亲那样爱护田军，他是我的小弟又是我的孩子，我和春生是这个特殊家庭的主人。
老师查夜发现最爱摇床的是田军，最爱讲话的是春生，唠唠叨叨的。最少不了的是我，我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我们讲的是家乡话，没有人能听懂这种方言。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友爱，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发誓永不分离。
校长不准我们讲土话，不准我们用左手握筷子，不准我们不穿睡衣入寝，校医说我们都有色盲，都是皮肤病患者，对我们另眼相看。
卫生检查员说我们的房间有臭虫，她还未一一检查完，手就忍不住伸进裙子下面去抓捞，虫子从腿上爬到肩上，又从肩上爬到背后，又爬到袜筒里。她竖起了汗毛，甩下了白边的布鞋，摄着袜子前后抖，扳脚丫子找那可恶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