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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其实她的父亲向他的丈人（也就是母亲的外祖父），是陈述过局势的厉害的。但是，那是一个很倔的老头。那是一个胖老头，脸红红的，整天像喝了酒。他又矮又胖，脾气却十分的火爆。他内心里非常顽强、固执。母亲说，她的父亲也说服不了他。很快，他的固执就遭到了毁灭，他被愤怒的农民们抓了起来，捆成一团，还用大粪泼了他一身。虽然事后并没有分他的土地（也只是暂时的），但他却气得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母亲说，她陪她的母亲回去看望了一次她的外公。她的外公躺在床上直喘气，话都说不出来。她的兄弟们，也都无可奈何。他们毕竟只是少数人。他们是被孤立者。他们是站在非大众的立场上。而这个时候，大众的立场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就像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一样。
她的母亲（我的外婆），大概也就是因为自己家里遭了事，又担心她的娘家，竟就躺倒了。她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就是胸闷，头晕，四肢无力，不想吃饭。家里人也没办法，请了郎中来，配了些草药，煎服了，并没有什么效果。这一病，居然一个月也不见好，天天如此。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说，她逃离了家。
年轻时的母亲，在温顺的外表下，身上应该是有一些野性的。这样的野性原来是一直被隐藏着的，却被她的哥哥激发出来了。事实上，李家文自从出去后，变得和家人是生疏的。然而，这样的生疏，却让她感觉到一种巨大的魅力，符合她对“革命者”形象的判断与期待。也许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酷”。在内心里，她也有参加革命，投身到外面世界去的强烈愿望，因为家里明显是太压抑了，弥漫着一股破败腐朽的气氛。
她没有和家里打招呼，是偷偷跑的，和她的哥哥李家文同出一辙。李家文还是在县中读书时离开的，她却是直接从家里偷跑的。她到了渡口，才让人捎了一个话，说她是去李家文去了。母亲说，她的父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面如土色，一语不发。他没敢告诉家里的任何人实情。他怕他的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只是告诉家里人，说她去了县里。她也一直想去县里的，想看看学校的情况。据说，日本人临走的时候，是把学校也烧了。这消息，一度让她心里很不好受。
母亲一路上当然是受尽了艰苦。
现在，我是无从想像她一路上经历了什么，那种风餐露宿的日子肯定是我不能忍受的。过去的人，似乎更能吃苦耐劳。过去的人对苦难的忍耐和承受，远比我们现代人更坚强。就这样，她千里迢迢，居然一直走到了武汉。到了武汉，她才发现自己是走进了人间地狱。她刚下了轮船，就听到了不远处的武汉城里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声。人们四处逃散。她当时手里只有一只小皮箱子（是她到了县里才买的，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也早已经脏了。她根本没有条件洗换，只能是轮番换着穿），非常地茫然。然后她听到了武汉的城里响起了不断点的枪炮声，以及升腾起来的黑烟。她从人们的叫喊当中，听出来了，说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汉口。之前，她还在船上的时候，是看到了日本人的飞机的。那天天气很好，一共有十几架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上闪亮着机身，一侧显现着红色的小太阳。它们直挺挺的，很干脆地就从头顶上划了过去。
夕阳是金黄色的，把整个世界都笼罩了。而城市里，却被滚滚的浓烟划成了两半。一半是无比的明亮，另一半却是黑暗的。这一半明亮灿烂，一半黑暗阴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鲜明，透着一种强烈的恐怖。母亲说，她心里当时充满了恐惧与矛盾，但是她还是壮着胆子进城。她记得她的哥哥李家文给她留过这里的一个地址的。这个地址就是线索。她相信她能顺藤摸瓜，找到哥哥要。开始的时候在城外，感觉还好。到了城里，她的心情既踏实，又紧张。踏实的是，她终于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紧张的是，她越住前走，所看到了景象越触目惊心。到处都有炸塌的房屋，到处都是浓烟，到处都是哭泣而慌张的人。不少人是携家带口的，扛着拖着一些家什，慌张地向城外跑。沿途她还看到许多乞丐，和一些有病的人，就在地上爬。还有一些小孩，在张惶地拼命地哭。眼前所见的，完全是一副末世的景象。
母亲说，日本人本来是要轰炸飞机场和军工厂的，结果遭遇了我方的飞机与炮火拦截。于是，它们就改把炸弹投向了人口稠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她也是事后听人议论的。不管如何，那天炸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有一户人家总共七口人，被炸死了六个，有一个还是吃奶的婴儿。一颗据说有几百斤的大炸弹，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砸穿了房顶，然后把整个屋子都炸飞了。在原地，留下了一个几米深的大坑。炸弹不仅把这一家的房子炸飞了，还把邻近的几幢都炸塌了。她听到了那些凄厉的哭声，自己不觉也掉了泪。
那个晚上，母亲就在露天过了一夜。她根本找不到旅馆客栈。许多店铺都关门停业了。没人敢在屋里呆着，许多人都跑到了外面，因为空袭的警报不断地响起。整座城市里也熄了灯火。后来我在一本《民国旧事》上，查到了母亲所说的那次事件。当时重庆的《大公报》上有这样的一则特写：一层奶油般的云帐，由灰白的纹路上绕出金色的锦线，慢慢的又画上一层桔黄色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