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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下午在宿舍接见雇贫农，听诉苦。晚上到群众会上作发动翌日农会会员大会报告，说明农会意义，扩大审查办法。回到宿舍继续与苦主漫谈，深夜始息。
11月2日，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
11月4日，上午再审核农会会员名单，有周大者，抗战时当过八路村长，蒋军来后被捕毒打，能诉苦，群众举为候选人。但是，又有群众揭发此人好赌，而且为日本人送过粮食。但究竟是否办过自首，所传不一，群众以为此乃保全性命，不得已而为者，可原谅。但如果送日本人送过粮，则是立场问题。下午开农会会员大会，到者仅百余人，先通过新会员，妇女入场者多新取大名，唱名时群众皆不知系何人，一律通过。场上秩序极乱或笑或谈，小儿参杂其中，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无几；请不同意者举手，仍然二三人而已；非重复举行表决数次，无法得到结果……
12月7日，开二次代表会……会场秩序甚坏，非代表亦参加。……李家庄农会的范守成同志，苦大仇深，积极性颇高。对李家庄的地主李玉楼，主张枪毙。余觉得不妥。余接触过李几次，感觉此人尚可，知书识礼，在乡并无明显罪恶。这里的土改，早在五年前就开展过，他自觉地把土地都交给了农会，说明此人还是可以团结的。又有群众云，李的几个子女均在外参加革命工作。越是遇到这样的对象，我们的工作越是要谨慎。我们要严防在推动土改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
从这本笔记里，可以看出，工作组对李玉楼是有明确态度的。那么，怎么会发生后来那样的悲剧呢？母亲说，政策的把握，和基层的实际操作，往往有很大的出入。在土改中，各地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的，有一些是残酷的，有一些则是好笑的。比如说，淤龙口有一个小业主，长年是在外地，老家里只有二十亩地。听说了分地的消息，他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要求也分他一份。如果他没回来，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就算他回来，如果不要求分地，也只够一个中农或者富农的成份。但他要求分地的态度，激怒了本村的农民，于是他就被划为地主（而且最后他被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整个县里，一共三万四千多户人家，划成地主的就有一千户，半地主富农的三百户，小土地出租的两千一百多户，富农一千三百户。在淤龙口，有32个地主，被枪毙的就有17个，5个被判了无期的，11个受到群众管制。”母亲说，“老百姓是高兴的，扬眉吐气。在我们家做了多年的长工马宝贵和钱婶，到处说，‘地主过去那样威风，现在给农民们牵来牵去的，真是开心！’其实，我们家对他们一直是不薄的。”
“人心是不可测的。”她叹着气，“最难看透的，就是人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