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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她的父亲从被关，到枪决，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后也没有查到任何的审判纪录。那是一个非常时期，蒋介石的部队还扬言要打回来。所以，农委的干部随时可以枪毙人。枪毙的当然是那些坏分子，二流子、小偷、伪保长，或者是为日本人跑过腿，当过汉奸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作恶多端的地主。
李玉楼被抓，其实是出了许多人的意料之外的。据说，范守成的父亲气得不行，去和范守成吵。他觉得儿子这样做，就是违背了做一个好人的原则，是坏了良心的。对于分地，他是同意的，毕竟大家都是受益的。对于诉苦批判会，他觉得做做也还会，毕竟这是政策上的事。他搞不弄，也不干涉。看到儿子这样能干，他打心眼里是自豪的。但是，正像俗话说的，“杀人不过头低地”，李家人已经彻底被打趴下了，他们干嘛还要抓人呢？他们非说李玉楼是欠下了人命债的，逼死了陈美莲。可是，谁都知道，陈美莲是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农会的干部发动了陈美莲的父母，让他们来控诉李玉楼。可那两个老人，哆哆嗦嗦地，怎么也不肯出来。
母亲说，她听她的姑姑讲，她的祖父是上门求过范守成的父亲。范守成的父亲见了老东家上门，是有点诚惶诚恐的。他答应让儿子把李玉楼放出来。也算是相知一辈子了，做人不能太缺德。但是，范守成却不理他的老父亲。他认为他是老糊涂，不懂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能讲温情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残酷的。不残酷，就不是革命。对待阶级异己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心狠手辣。
范守成的父亲气得不行，尤其是在后来得知李玉楼被枪毙了的消息后，大病了一场。
他觉得有愧，愧对李家所有的人。
他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害怕报应。
天做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天谴的，他内心里一直这样隐隐地担忧着。
他觉得儿子范守成，做得太过了，太绝了。
李家完全地毁灭了。
母亲说，那时候，村里人是意识不到他们兄妹仨的存在的。客观上，他们也跟不存在差不多。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天南海北的，忙着自己的事。尤其是大哥李家文，完全是扑在了革命上。他到过武汉，找过他的女朋友，果然那个女朋友和他生疏了。于是，他转身又投入了土改。这像是一个讽刺，他斗争当地的地主，而自己的父亲正在被别人斗争。即使这样，也有人造谣说，她的两个哥哥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做事。这样一来，打击李玉楼就更加地合乎情理了。
让人感动的是陈美莲的年迈父母，在李玉楼被关到乡里后，他们徒步去看望了他。本来甚至他们要求儿子们也来的，但他们一律拒绝了。他们当时是那样的巴结，争抢着土地，现在却感到分外地担忧。他们已经被划成了中农。可是，这中农总是不如贫农更彻底。越穷才越显得阶级性的清白干净。
“姑爷，你受罪了。”陈美莲的母亲哆嗦着像粽子一样的小小裹脚，拉着李玉楼的手。
李玉楼也淌了眼泪。
“只是怕以后，我也不能关照你们了。”他说得伤感，“我在，总是可以帮你们送终的。现在，我怕是送不了你们了。巧莲的事，还是多谢二老宽宏大量。”
“姑爷你可不要这样说，”陈美莲的父亲说，“你的为人，我们都是知道的。人民政府也是讲理的。你也别多想，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放你出去的。”
但李玉楼知道，那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在乡里，李玉楼只被关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在一个夜里，被人用牛车，拉上了县里的一处地方。牛车是有笼子的，装成了囚车的样子，他被五花大绑，关在里面。车前车后都有人押着。其中坐在车前面的，正是小顺子。
那天晚上很黑，没有什么月光，也没什么星星。是个阴天，黄河边的风很大，刮在身上很冷。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李玉楼蜷缩着，在木笼里。路不平，坑坑洼洼的，一路颠簸着。他只听到车轱辘在干冷的硬梆梆的泥地上，颠簸的声音。这个晚上，他一直没有合眼。押送他的几个人，都轮番睡去，但他却一直看着黑夜。看着黑夜，看着黑夜里的的黄河，看着偶尔经过的黑黑的小村庄（只有几幢孤零零的草棚子）。四下里寂静得不行，只有一些秋虫的鸣叫。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他看到了西天上挂着一弯浅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