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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楼：知道的，我是大地主。
干部：并不是地主都是要逮捕的。也有很开明的地主。只要手中不沾满贫佣农的血，一定是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李玉楼：（不断地点头）那是，那是。
干部：在土改过程里，你有抵触情绪吗？
李玉楼：没有，没有。
干部：真的没有？
李玉楼：真的没有，我家早把地分给村里人了，地契、租约和账目都交给农会烧了。
干部：对农会的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李玉楼：没有，没有，很好啊。我完全服从的。
干部：你是真心的？要是人民群众对你实行看管改造，你愿意么？
李玉楼：愿意的，我没有意见，应该的，应该的。
关于这一段场景，是当时和李玉楼关在一个牢房里的陈姓大地主说的。那个陈姓大地主，倒是有着不少劣迹，据说群众的反响很大，一致要求镇压他。他进了牢房，就天天地哀叹，他很紧张，怕死。但是，结果他却活了下来。有人说，他所以得以保全住了性命，是因为他的第四个小老婆，好上了工作组的一个干部。这一好，就保住了他一条命。
母亲说，从父亲被带走那天起，她的祖父急得要发疯。家里人都是急的。好在她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不知又要急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有时候死人倒也是幸福的。而活的人，心里的那份煎熬，死人是感受不到的。那刻骨的煎熬，倒是不如死了干净的（这样的感受，母亲是体会过的，而且很强烈）。祖父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出去寻找李家文和李家武，当然也包括她。他要他们回来。他以为他们回来，能求他父亲一命。他把能打发出去的，都打发出去了，像老三叔、周相贵、周小全（他是周相贵的堂弟）、于二虎（母亲另一个姑姑家的儿子）、张二先生、莫老黑，都打发出去了。而他们都没有地址，只知道个大概。那感觉，完全是大海捞针。
有一种说法是，正因为知道李家人在找人，所以当地农会才会提前动手。他们怕报复。他们只要先动手，就可以免除后患。这主意究竟是想出来的，是无从考证的。大家推测，是范守成的可能更大一些，本来他就是积极主张枪毙李玉楼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主张的真实动机，也许，他是希望在他带领土改的地方，能够有一点像样的革命成果。他所听到的许多地方，都有地主被判刑或镇压的，而李玉楼作为这一带最大的地主，如果让他太平无事，就会显得自己的革命不够坚决和彻底。所以，李玉楼的死合乎范守成的个人利益，其实是小事。更主要的，是合乎革命的逻辑。
母亲说，她父亲的遇难，再一次证明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在她父亲被关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是心神不宁的。当然，她在千里之遥的外地，并不知道她父亲的际遇。奇怪的是，她得知她父亲被关的消息，并不是家里派出来的那些人告诉她的，而是一个从老家出来的人。她后来也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她能记得的，当时自己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慌乱中，她赶紧就给两个哥哥写了信，自己匆匆地坐上火车，往回赶。一路上她要坐火车、汽车、轮船、马车……还要徒步。
日夜兼程。母亲说，在半路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她知道凭她回去，也不一定能救下李玉楼的。她想到了她父亲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人，安东期。她相信安东期能救他，也只有他能救他。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他。她相信他会救她的父亲。
那个夜上是有月光的。
风清月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