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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高枫是被关在第三初级中学的一个仓库时。在三中的时候，姐姐领着我们去看过他。他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脸色苍白，明显瘦多了。他没有和我们多说，只是问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嘱咐姐姐看好我和弟弟。
就在我们看望后不久，高枫就被转移到了市看守所。
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过去没有探监过她的父亲。但是，她很幸运，探监了自己的儿子。她的请假，得到了领导的同意。领导也希望她回来能感化一下自己的儿子。那天一大早，她就赶到码头，搭上第一班轮渡，过江。然后再赶到汽车站，坐上回城的长途公共汽车。坐在车上，她的全身都已经湿透了。全车的人，就她像是从水里爬上来的一样。很多人都惊讶于她那样的汗水。她出那么多的汗，不仅是天气热，而是心里热。
她热得简直要不能活了。
为了高枫的事，妈妈在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她怕，怕失去这个儿子。但是，她怕什么，就会来什么。开始时，她以为高枫只是一时的冲动，万没有想到，他真的是非常的坚决。他的态度，让她想到了过去传说的那些坚强不屈的地下党员（当然，她这样比较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哪怕只是她自己心里这样悄悄想的）。他表现出来的顽固，让她非常地害怕。她哭了，哀求他，希望他能软化立场。他怎么能怀疑伟大领袖，怀疑文化大革命呢？他这样的罪行，简直比他的外祖父更要罪恶十万倍啊！如果他的外祖父是死有余辜，那么，他这样的，简直是可以千刀万剐的。母亲不敢想了。
妈妈说，她几乎是给高枫跪下了，求他改变立场。她看到他被折磨得不像人形了，他的一件白衬衫，都污黑得不成样子了。而且，手上和脚上都戴了镣铐。他看到她哭泣，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情绪，别过脸去不看她了。
在那之后，母亲又见过他两次。这两次和前面一次一样，他都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悔改。妈妈对他这样的表现，是生气的，非常地气愤。她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儿子来。叛逆！太叛逆了！她被他气出病来了，心慌，头疼，胸闷。她的一张脸，就像蜡纸一样的黄。我们都害怕了。
妈妈大病了一场。
父亲回来过，照顾了有两个多星期。妈妈勉强能从床上爬起来后，又回过一趟农场。可是，她在那个农场里只呆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而且，是彻底的回来了。军代表告诉她，她的改造结束了。除了她以外，还有十来个人也离开了。这是让她感到特别欣慰的。回城了，回家了，她就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了。学校是回不去了，没人通知她，可以回去上班。当然，她并不介意。她愿意回到家里。唯一让她感觉悲哀的，就是我的哥哥高枫被宣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的时候，我、弟弟、姐姐和母亲都去了，高强也去了。高强的脸上，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和姐姐则充满了羞愧。尤其是母亲，一路上不敢抬头。她感觉丢人。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积极进步的，一个个神气得不得了，穿着草绿色的军装（那是当年的流行色，拥有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是许多青年人的梦想），臂戴红袖章。唯独她的儿子（而且还是过去引以为傲的长子），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中心广场上人山人海。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并没有能看到哥哥的样子。当时在台上被宣判的，有七、八个人。哥哥在其中是年纪最轻的。我看不清他，不仅是因为相隔太远，而且是因为台上所有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摁着脑袋，作低头认罪状。宣判结束后，他们一干人就被干警押上了警车，“呜啦--呜啦--”地尖叫，一路开走了。
母亲许多天没有说话。
她像个哑巴一样。
我们都以为她不会说话了。她不但没有了言语，连眼神和手势都没有。她在家里走动，就像是一具僵尸，苍白，冷酷，毫无表情。我们有时问她，也得不到任何回答。她像是没有听见一样。好在我们并不很依赖她，因为她长时间不在家，我们已经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