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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病退以后，长时间地在家里，除了买菜之外，几乎不再出门。其实买菜也是不正常的，一次她会买许多，然后就好多天不再上菜场。其实她买的菜也很简单，主要以蔬菜为主，什么土豆啊，西红柿啊，豆角啊，青菜啊。然后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菜择好，当日不用的，就用报纸包好，然后放进冰箱里。她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她也喜欢吃素。当我们一个个从家里出去以后，她差不多就是完全吃素的。
好在她不烧香。
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也不信佛，不信基督，不信默罕默德，不信庄子，不信柏拉图，不信弗洛伊德……她把她自己关闭了。她有她自己内心里的一个小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她过去经历的所有生活。
她在时间的缓慢移动中，回忆着她的过往。而过往的许多事，是凌乱的，无序的，黑白不分的，模糊的，重复的，矛盾的……她在这些回忆中，感受着她的生命。
母亲在晚年，还是有不少的欣慰的。比如说，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孙子孙女也一个个都长大了，她是高兴的。同时，她和她的两个哥哥又团聚了几次。一次是舅舅李家文来看她。他在这里住了有一个多月。他老了，腿脚也不好，走不动路。我发现他们兄妹长得一点也不像。除非细看之下，才会发现眉眼中的那点隐含的忧伤的神情，是相似的。
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兄妹之间，居然那么多年没怎么联系。当然，我并不太清楚在我没有出生前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等我懂的时候，我是知道有这个舅舅存在的。偶尔，我们家里会收到他寄来的信。信里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大致只是汇报一下家里的人口情况（无非就是说各自身体都是健康。如果没有特别提到某个的情况，还暗含着此人没有出事，在革命的大潮里是安好的），然后就是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进步，致以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敬礼！当然，我们回信也是这样，如出一辙。
母亲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小心的。夫妻和兄弟姐妹，都像革命同志一样。在革命的大潮里，也讲亲情。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地淡化它。革命是第一位。其它的一切，都处于次要位置，尤其是私情（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姐妹情）。毛主席说：革命是个首要问题。一切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在正规场合，哪怕是夫妻，是父子，是母子，是兄弟，是姐妹，都以“同志”相称。尤其是在她遭到审查的时候，其实李家文也在遭到审查。而且，他遭的罪比她还要大。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他却是个干部。他是重点被批判对象，从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到他参加革命的动机，都要一一作交待。而这样的交待，总是通不过。造反派和后来的革委会干部总是认为他不老实，美化自己。他们根本不能相信他这样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会自觉地投身革命。谁会傻到背叛自己富裕的家庭，投身到明确号称要推翻地主阶级的阵营里去呢？而且，当时参加共产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缺衣少食不说，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他唯一能让他们信服的，最好就是把自己描绘成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颗炸弹，一个黑暗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可是，我的舅舅李家文怎么会承认呢？
不承认的结果就是被打。
终于，他被打残废了，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当然，李家文还是低头的。比如说，承认自己革命的毅力还不够十万分的坚定，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有过灰心和沮丧。不能正确地理解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在工作中，有急躁情绪。由于自己出身地主家庭，难免还有些旧的思想，改造得不够彻底，等等。说到底，他自己内心里的确是有愧的，因为自己毕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和出身于赤贫家庭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再说，他对组织上还是有隐瞒的，比如说，自己的弟弟在美国，一个叔叔逃到了海外。这些，都是新政权的敌对势力，是属于他的罪恶。
原罪。
母亲不怪他，也是因为哥哥李家文的心态，她也是一样存在的。当时刚解放后不久，她是接到过二哥李家武的信。李家武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她欣慰得不得了，真的为他感到高兴。但是，后来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她就把那封信藏起来了，再不提在美国有个哥哥了。再后来，她就把她过去和家人、朋友、同学，所有的通信都集中起来，烧毁了。偷偷摸摸的，真像是在做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