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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罗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靠着这薪水，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罗教授，更感激阿文。归根结底，是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Steve的实验室远离罗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台湾同事的谈话，相貌举止也与他们相近，但与他们相处时，却仍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就极少参加此类的聚会。
所以，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每次临走时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却总是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慢慢变浅，变淡，却总也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阳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