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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全身。他们感觉到太阳是那么柔和、适意和温暖。在这里坐着多舒服啊。总算有一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约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呀！可是，这时远处传来当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她骤然一惊站了起来。“一点三刻了！”
他爽朗地哈哈笑了，一时容光焕发。“你看，我们就是这副德行。你很勇敢，连死都不怕了。可是一想到上班要迟到，反倒害怕起来。我们被奴役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了。现在的确是从这一切荒谬东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真的还打算去上班？”
“是的，”她说，“这样做更好些。我还想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这听起来是有点荒唐，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该做的都做好，再写几封信，做完这些事我会觉得轻松些。再就是……我今天下午呆在办公室里，一直到下午六点钟，那就谁也不会觉察出有什么异样，谁也不会来找我。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乘车去克雷姆斯或者圣珀尔滕或者维也纳了。我的钱嘛，订一个好房间还是足够的，我们还可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过一次称心如意的生活……总之是要痛快，一定要过得痛痛快快的，而明天早上，别人怎样发现我们，那些事我们就管不着了。等会儿到六点钟你就来约我，那时如果有人看见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爱说什么，爱想什么都由他们去吧……你来叫我，我就把门一锁，永远不回去了……那时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他不断地看她，她这种出乎他意料的坚决，使他喜不自胜。
“好的，”他说，“我六点来。六点以前这段时间我去敬散步，再观赏一下这个世界。就这样吧，那么——再见！”
克丽丝蒂娜走进她的办公室。现在一切又都突然变得使人轻松了。所有的物品，写字台、椅子、斜面桌、天平、电话、大叠的纸张，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虎视眈眈、满怀敌意了。它们不再默默地恶狠狠地嘲笑她“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地永远做这单调乏味的工作了。因为，现在她知道，大门已经敞开，只要一步跨出去她就自由了。
一种美妙的静谧蓦然来到她心间。这是欣喜的平静，有如傍晚时分夜幕初降时草地上的宁静一般，使人感到甜美。她不论做什么都那么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她写了儿封信。一封给姐姐，一封给邮局，一封给富克斯塔勒，向他们告别，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字体竟那样清晰，新的一行总是整整齐齐对准上一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也完全合乎书法上的要求。写出来竟那样工整，就像自己小学时机械地抄写的作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也来了一些人，有寄信的，挂电话的，送邮包的，汇款的。对每一项业务，她都处理得细致周到，待人以礼。她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给这些她很陌生、一直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如那个叫托马斯的，还有那个有几亩地的农妇、助理林务官、杂货店学徒、肉店老板娘等，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女人最后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人家同她说“再见”，她就止不住嫣然一笑，然后以双倍的热情回答“再见！”，因为此时她胸中激荡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即得到解救的情绪。人都走了，她便着手处理积压下来的事情，数着、算着、整理着。她屋里那张斜面桌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连上头的墨水斑点她也完全擦掉，墙上的挂历也重新挂正了——要让接替自己的人无话可说，感到满意。既然自己现在心情愉快了，那就也要让别人心满意足，无话可讲。既然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了归宿，那么就让这里的一切也都各得其所吧。
她干得是那样起劲，她手脚麻利、十分卖力地把一切都归置好，干得完全忘记了时间，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委实吃了一惊。
“哟，都六点了吗？我的天，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看时间呢。唔，再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全归置完了。你理解我的，我是想把事情做得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样交出去我才心安。现在我还要做做扫尾工作，然后就结账，结完账我就属于你了。”
他想在外面等她。“不，你只管进来坐着等吧，我去把外面的百叶窗放下来，完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即便再有人看见，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反正还会知道得更多的。”
“明天，”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已经没有明天了。至少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明天了。我刚才这次散步确实太好了：天空、花草、树林；唔，仁慈的上帝，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挺不错的建筑师呢，他的设计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大人时，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当上建筑师，同老先生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带他走进了窗玻璃里侧那神圣不可侵犯、闲人不得进入的隔间。“我没有沙发请你坐，我们的国家可不那么大方啊，不过你可以坐在窗台上抽支烟；再有十分钟我就完了，”——说到这里她好像得救了似地舒一口气——“什么事都办完了。”。
她一栏一栏地把数字加起来。这件事进行得十分轻易迅速。然后她从钱柜中取出那有点像风箱的黑色钱袋，开始核对了。她把票子按五先令、十先令、一百先令、一千先令券分别摞在写字台边上，将手指放在海绵上蘸湿，然后就以训练有素、非常敏捷的食指动作点起那些蓝色的钞票来。她数得像机器一样快，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点完一摞，就用铅笔把同类钞票总额迅速记下，然后急不可耐地把账本上的数字同现金数额进行核对，核完就在数字下面划一道线——那用铅笔划的、使她得到解放的最后一道横线。
突然她听见自己旁边有急速喘粗气的声音，于是便抬起头来看。原来费迪南不知什么时候轻轻站了起来，穿过屋子走到这边来了。现在他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看着桌上。
“怎么啦！”她吓了跳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