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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在过了他的六岁生日以后的那个春天，由于斯特凡的缘故，不得不同他一起离开了衣服扣子可解可结的考尔小姐，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那一天，我们又登上埃布斯山，考尔阿姨把我们从毛线挽具上解下来。到处是新枝嫩叶，树梢间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考尔阿姨坐在一块布满苔藓的路标石上，那上面标明好几个地点的方向，由此步行前往，需要一至两个小时不等。她像一个年轻姑娘，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唤起了哪些感情，特拉拉拉拉地唱着，脑袋瓜像抽搐似的晃动，这样的动作，唯有在雌珍珠鸡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们编织新的挽具，鲜红的，可惜，我再也套不上了，因为这时，从灌木丛中传来一阵喊叫，考尔小姐慌忙站起身来，拿着编织物，红毛线拖在身后，踏着高跟鞋往喊声和树丛处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顿时她的毛线显得不那么红了，因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个名叫洛塔尔的男孩，鬈发，太阳穴上青筋暴起，骑在这个弱不禁风、正在吃苦头的斯特凡的胸口上，仿佛要把他的鼻子打瘪似的。
“波兰佬！”他打一拳骂一声，“波兰佬！”五分钟以后，考尔阿姨又用浅蓝色的挽具把我们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动的，正在替她缠红毛线——她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念了一段祈祷词，一般是在祭献和化体1之间念的：“羞愧啊！心里充满悔恨和痛苦……”——
1天主教弥撒仪式中的两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圣父的祭献以及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化为耶稣的身体和血（化体）。
随后，我们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贝格纪念碑前。她用细长的手指指着用一块手绢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温柔地说：“他是个波兰小孩，对此他不能负责。”根据考尔阿姨的建议，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儿园。奥斯卡虽说不是波兰人，也不特别喜欢斯特凡，但却声明同他团结一致。复活节到了，他们打算让我们上小学去试试。霍拉茨博士戴着宽边角质框眼镜，他鉴定说这样做没有坏处，并且说出了他的意见：“这对于小奥斯卡不会有害处的。”
扬-布朗斯基打算过了复活节，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兰公立小学。他主意已定，谁也劝阻不了。他一再对我妈妈和马策拉特说，他是波兰公务员。他在波兰邮局工作，干得不错，波兰国给他的报酬也不坏。总而言之，他是波兰人；等到申请批下来，黑德维希也就入了波兰籍。此外，像斯特凡这样聪明伶俐、天资比一般人高的孩子，可以在家里学习德语。至于小奥斯卡——他一讲到奥斯卡，总要叹几声气，他同斯特凡一样，已经满六周岁了，虽说讲话还结结巴巴，智力也远远不及同龄儿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当试一试。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嘛——只要校方不提出异议就行。
校方表示疑虑，要求有医生证明。霍拉茨说我是个健康的孩子，从个子看，好像只有三岁，尽管说话还结结巴巴，但是智力决不比五六岁的孩子差。他还谈到了我的甲状腺等等。
不论做什么检查，做什么试验——这些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都很太平，满不在乎，甚至采取了友好态度，尤其因为没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以及各种胚胎悉遭破坏，对于此事，所有替我做检查和试验的人都记忆犹新，余悸未消。
只是在家里，虽然是在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让我声音里的金刚钻显显威力，因为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背着鼓走到弗勒贝尔草场对面的佩斯塔洛齐学校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里。
他终于动手来夺这件不属于他的东西，夺他不会摆弄的东西，老实说，要摆弄这面鼓，他还真是缺根神经呢！我大吼一声，把一只空花瓶裂成两半，据别人说，这可是件真古董。这只马策拉特心爱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见，举手要揍我。这时，妈妈跳了起来，扬一步跨到他们两个中间——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刚好带着斯特凡，拿着纸口袋走过我家时看到了。
“算了吧，阿尔弗雷德。”他心平气和地说。马策拉特一见扬的蓝色目光和我妈妈的灰色目光，便压下心头的怒火，把手放下来，插到裤兜里去了。
佩斯塔洛齐学校是一座新盖的四层楼房，红砖、平顶的长方形箱子，有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等现代化装饰。它是在当时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疾呼之下，由幼儿众多的近郊区区政府兴建的。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气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上那些做体育运动的青春派1儿童以外，还算中我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