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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很不雅观,穿着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使她的模样儿更难看了,据我看,它是可以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立即想要讨人欢心,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乱嚷,可是她却看做是他们在表示赞同,因为她接着装腔作势地起了个头,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背后这一帮家伙,既对歌词懵然无知,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吼带唱,把墙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来。
尽管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面色蜡黄,剪短了头发,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扭过头来,不再去看那些云彩——它们今天显然不上课——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响亮而明显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毫无节奏感,他们缺乏这种听觉能力。唯独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并朝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特别对我妈妈眨了一眨眼睛。我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数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粗野的吼叫。我设想现在是我的鼓在讲课,在教这帮学生,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这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全神贯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并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并非无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有了人性,这就是说,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
可是,当施波伦豪威尔小姐不能当即正确地模仿我敲鼓的节拍时,她又故态复萌了。一个蠢头蠢脑的拿低工资的角色,顿时又镇定下来——女教师们有的时候都不免要这样来一下——说道:“你肯定就是小奥斯卡。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不少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孩子们?难道我们的奥斯卡不是个好鼓手吗?”
孩子们一阵乱嚷,母亲们挤得更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又依然故我。“不过,”她用假嗓子说道,“现在我们要把鼓保存到教室的柜子里去,它疲倦了,要睡觉了。下课以后,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唧唧喳喳地还没有把这些虚伪的话讲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师的手指甲,要用十只短指甲的手指来抓我的鼓——上帝明鉴,它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觉。我先是紧抱着它,用穿在厚套头衫袖子里的双臂围住红白相间的鼓身,两眼盯着她,由于她执著地射出历史悠久、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公立小学女教师的目光,因此,我也用目光穿透到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许多有趣的材料,足够写三章不道德的轶事。但是,我硬让自己不再去窥视她的内心生活,因为我的鼓正受着威胁。当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向她的肩胛骨之间射去时,在她保养得很好的皮肤上探测到一颗有一个古尔登1那样大小的、长着长毛的痣——
1古尔登,十六至十九世纪德国通用的银币。
或者由于她已感觉到被我的目光窥见了她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我的声音刮了一下她右边的眼镜片,虽然没把它弄碎,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总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这已经使她的指关节变白了——也许她受不了刮镜片时发出的刺耳声,这使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战栗着松开了我的鼓,并说道:“奥斯卡,你真调皮!”一边向我妈妈投去了谴责的目光,弄得我妈妈简直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瞧才好。她放弃了我那面始终清醒的鼓,转过身来,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书桌旁,从皮包里掏出另一副眼镜来——可能是她读书时戴的,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那副被我的声音——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样——刮过的眼镜从鼻子上取下来,仿佛我弄碎了她的眼镜似的,然后撇开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头嘎巴直响。她又把手伸进皮包里,同时对大家说:“现在我给你们念。”
她从猪皮皮包里掏出一摞纸条,自己取了一张,其余的传递给母亲们,也包括我妈妈在内。最后,她把上印的念给那些已经焦躁不安的六岁孩子们听:“礼拜一:宗教,写字,算术,游戏;礼拜二:算术,书法,唱歌,自然;礼拜三:算术,写字,图画,图画;礼拜四:乡土课,算术,写字,宗教;礼拜五:算术,写字,游戏,书法;礼拜六:算术,唱歌,游戏,游戏。”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宣读时就像宣读一份不容更改的命运判决书。她用刻板的声音,连一个字母都不忽略,读完了公立学校教师代表大会的这一产物,之后,又想到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所受的教育,便进而变得温柔了。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乐趣突然爆发,于是欢呼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让我们一起重复读一遍。请吧——礼拜一?”
小赤佬们吼道:“礼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