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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哭，因为别人都在哭，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何况妈妈的死并没有使我感到突然。奥斯卡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他怎能不觉察到，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呢？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对她的死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又能使扬-布朗斯基，使她的扬在波兰邮局继续干下去，并且永远想着：她是为我而死的，她不愿妨碍我的前程，她为我作出了牺牲。
他们两个，妈妈和扬，不仅有深谋远虑的本领，譬如找了个不受人干扰的幽会地点，而且同样显露了干风流韵事的天赋——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他们看做罗密欧和朱丽叶，或者看做据传为深海所阻、不能团圆的王子与公主1。妈妈及时地领受了临终圣礼。在神甫的祷告声中，她冷冰冰地躺着，任凭什么也不能再使她动弹了。这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去观察那些多半信新教的护士。她们合掌的方式同天主教徒不同。我可以说，她们更加信赖自己。她们称“我们的父”时，用的字眼也同天主教原版经文有差异，并且也不像外祖母科尔雅切克、布朗斯基一家和我那样画十字。我的父亲马策拉特——我有时这样称呼他，尽管他仅仅有可能生育了我——他，这个新教徒，在祷告时却与其他新教徒不同。他不是两手十指交叉握紧了放在胸前，而是手指痉挛着放在下面，大约在生殖器附近，把一种宗教换成了另一种宗教，并且显然羞答答地不愿别人看他祈祷。我的外祖母跪在死者床前，在她哥哥文岑特的身边。她旁若无人地大声用卡舒口语做祷告，而文岑特只是嘴唇在动，可能讲的是波兰话，圆睁的眼睛里充满着天神显灵的景象。我真想敲鼓。我毕竟得感激我可怜的妈妈给过我许多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与马策拉特的愿望相反，她答应给我一面铁皮鼓，这是我在摇篮里得到的慈母的许诺。不仅如此，我妈妈的美有时还是我在鼓上敲出的形象的蓝本，尤其是在她还身材苗条、不必去做体操的那段岁月里。我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便在我妈妈去世的房间里，再次在我的铁皮鼓上再现出她灰眼睛的美的理想形象来。护士长立即提出抗议，令我惊奇的是马策拉特竟会站在我这一边，悄声地劝护士长说：“您就让他敲吧，护士小姐，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爱抚依恋的。”——
1这是十五世纪一首德国民歌里的故事。
妈妈可能非常快活。妈妈可能是非常害怕。妈妈可能很快把一切都遗忘。不过妈妈的记忆力很强。妈妈可能把我连同洗澡水一起倒走，但也可能同我坐在一个浴池里。我有时把妈妈丢失了，但是，找到她的人却在同她一道行走。当我唱碎玻璃的时候，妈妈便用油灰去粘。她有时也会失算，尽管机会有的是。尽管妈妈不露风声，对于我，她却不守秘密。妈妈害怕过堂风，却经常喜欢说大话。她靠经销手续费生活，却不乐意纳税。她掩掩盖盖，我了若指掌。如果红心是主牌，她打起来准赢。妈妈死时，我的鼓身周围一圈红火舌也极了一点颜色；可是白漆却变得更白，刺目地闪光，有时连奥斯卡也不得不闭上眼睛。
我可怜的妈妈并非如她所愿被安葬在萨斯佩公墓，而是葬在布伦陶一处小而幽静的公墓里。那里还埋葬着她那个一九一七年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的继父、火药厂工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送葬的人数众多，这只能理解为我妈妈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不仅有老主顾，而且有好几家公司的商务代表，甚而至于买卖上的竞争对手，譬如，殖民地产品商魏因赖希以及赫尔塔街上那爿食品店的普罗布斯特太太也来了。布伦陶公墓的礼拜堂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那里散发着鲜花的香气和放过防蛀药的黑衣服的气味。在未加盖的棺材里，我可怜的妈妈脸色蜡黄，形容憔淬。在举行冗长繁复的仪式时，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感觉：她马上要抬起头来了，她还得呕吐，她肚子里还有东西要出来，不只是那个三个月的胎儿，他同我一样不知道应该感谢哪一位父亲，不只是他要出来，并且同奥斯卡一样也要一面鼓，而且还有鱼，不是油浸沙丁鱼，我想说的也不是蝶鱼，而是一小段鳗鱼，若干绿白相间的鳗鱼肉纤维，斯卡格拉克海战地区的鳗鱼，新航道防浪堤的鳗鱼，耶稣受难日的鳗鱼，马头里跳出来的鳗鱼，可能是她父亲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身上钻出来的鳗鱼，他沉没到木筏下面，被鳗鱼吃掉，你的鳗鱼的鳗鱼，因为鳗鱼变成了鳗鱼……
但是她没有恶心。她控制住了。她显然打算把鳗鱼带到地底下去，这样才能最终得到安息。
几个男人抬起棺材盖，正要盖住我可怜的妈妈坚定而难看的脸。安娜-科尔雅切克扑过来抓住他们的胳膊，随后，踩过棺材前的鲜花，扑到她女儿身上，扯她昂贵的、洁白的寿衣，用卡舒贝语大哭大嚷。
